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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巴金故居

时间:2018-12-09 14:29 来源:贵阳日报 作者:陈安 阅读:
  在巴黎,参观过雨果的故居。在莫斯科,参观过托尔斯泰、契诃夫的故居。这次在上海,拜访了巴金的故居。
  
  在上海十号地铁线上海图书馆站下车,向右拐上湖南路,经过上海交响乐团,再向右一拐,就到了武康路。这是一个僻静的地段,稀少的车辆、粗大的梧桐树、高高的围墙、优美的琴声都使这个区域有别于繁华喧闹的南京路、淮海路。巴金一家于一九五五年,也即他五十一岁时,从淮海路霞飞坊迁到武康路一百一十三号,在这里生活了整整半个世纪。
  
  一栋三层小楼,一个四方后院,也即所谓的“花园洋房”,见证了巴金后半辈子的写作生涯,见证了他的喜悦和痛楚、他的成就和苦难。作为故居和纪念馆,在这里陈列着的既有他的笔、手稿、名著;有他观赏过的《关汉卿》、《祥林嫂》和《娜拉》的戏单;有俄罗斯雕塑家谢里汉诺夫为他雕刻的塑像,也有历年获得的国内外奖状、奖章、绶带。楼房里有过笑声,有过眼泪,也有过萧珊的琴声。客厅里曾与中外访客畅叙,曾与文友促膝长谈,也有门可罗雀的日子里空无一人的时候。院子里曾盛开玉兰花、樱花,也有草木凋败、满目凄清的岁月。
  
  巴金年轻时是个多产作家,可他发现自己后来写不多了,也发现后来的年轻作家也写不多了。一九五六年,他在家中客厅接待前来采访、当时还很年轻的白桦,谈到文学创作中的概念化、公式化问题时,他对白桦说:“大家都说你很多产,但比起我年轻时候就不能算多产了,我们那时候一年要写几部长篇。当然,我们年轻时候比你容易些,没这么多框框条条,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写得很快。”
  
  对作家而言,书桌是最重要的家具。在巴金故居,我们可以看到六、七张书桌,有的放在书房,有的搁在卧室,而在房后那条用玻璃遮挡、被称为“阳光间”的走廊上,我还看见一张用缝纫机改作的“书桌”,以及轮椅上一块用来写字的木板。晚年的巴金就是在缝纫机和轮椅上写下了《随想录》中的许多篇章。可以想像,他如何弯着腰,弓着背,眯着眼,颤着手,吃力地写下一个个字。我想,我们这些平时喜爱写一点东西的人,到了年岁稍大时,能否有巴老这样的毅力坚持写作?而巴老之所以能写到九十五岁,是因为他时刻怀着一个作家的责任感,怀着对国家、人民的满腔热忱,怀着对“敌人”的憎恶。他曾写道:“自从我执笔以来,我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永远忠实地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片刻的妥协。”
  
  巴金故居的三楼是个“假三层”,也即阁楼,是他的书库,现不供参观。他一上岁数便亲自处理藏书,把许多珍贵的中外图书、杂志捐赠给了图书馆。现在一楼、二楼的书柜里还有不少书,我特别注意到他曾使用过的许多中外工具书,其中有大英辞典、牛津辞典、汉法词典、俄汉成语小词典、现代瑞典语辞典、世界语分析语法、德语动词、日本姓名词典、袖珍音乐小辞典、标准歌剧和音乐会手册,等等。我因此想到,巴老真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通晓多种文字、兴趣广泛、知识渊博、译著丰富的翻译家。他不仅是一个有二十多卷文集的大作家,也用十多卷数百万字的上乘译著为文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在巴金故居逗留了很久,不想匆匆离去,因为尽管我是第一次来,可他相片上的面影,书信上的笔迹,书架上他的《激流》、《憩园》、《寒夜》、《随想录》,他翻译的屠格涅夫的《木木》、高尔基的《草原故事》,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可以说,我是读着他的书长大的,初中时就因读《家》而泫然泪下,中年时因《随想录》而陷入沉思,连自己的文笔似乎也深受他的影响。还有他的正直无私、助人为乐、沉静谦逊,都一直是自己努力学习的品格。
  
  步出小楼,到后院一走,仿佛看见巴老由亲人搀扶,沿院内方形小道,漫步在水杉树下。他走得很慢,因为他已走了一个世纪,他已走累了,但他还坚持走下去,还要坚强地活下去。他曾表示说:“我愿意为大家活着。”他活到了一百零一岁。今天,在他的故居,我似乎觉得他还会回来,会像墙上他那幅彩色照片一样,快活地笑着,甚至笑出声来,大声对萧珊说:“让我们再活一次,再写一写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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