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尘:我的叙利亚之行

    “爱和自由,其实有着自己的秩序。心灵的热情,不是狂热,心灵的热情是对整个世界,对所有事物的爱与怜悯。”——克里希那穆提《爱与寂寞》

    1,天国里的城市(一)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距贝鲁特(黎巴嫩首都)不过三个多小时车程。

    下车后,一无导游书二无地图的我从凌乱的日记中找到了一个名称:“ALRABIE HOTEL”(阿拉伯宾馆)。这是在黎巴嫩碰上的两个中国女孩给的。那是2009年,我第一次出现在叙利亚。

    客栈主人是位九十三岁的老人,五十年前买下这幢有着个大院子的楼房,并且非常有先见之明地将之改建成客栈。

    那是位有趣的老人,每天大早一定会颤巍巍地出现在院子正中央的椅子上,然后大声叫唤儿孙打开收音机——由于老人几乎全聋,音量开得自然是“荡气回肠”。而他的儿孙们,只要老爷子一出现,定会忙不迭地让静止的喷泉马上“活动”起来——老人最爱的事情就是“听”音乐和看那五颜六色的水花喷溅。否则,老人便会生气地抡起拐杖,不管儿子还是孙子统统一阵乱打。

    时过境迁,这间客栈,如今的客人不再是到大马士革朝圣的阿拉伯人而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背包客。

    客栈的标间房价为500叙利亚镑(约12美元),不过听说楼顶的大通铺是350镑且含早餐,我便直奔楼顶去了。

    与爬满植物,有着美丽喷泉的大院子相比,楼顶可谓相当简陋:一个“八”字型石棉瓦档雨棚下是一系列大通铺——床与床之间的空隙绝不会超过30公分。边上一个地势稍高的露台晾满了换洗床单,两个公用卫生间水流细小且时常没有热水。

    十月的中东气候白天热来晚上冷,但床上除了一张薄薄的毯子再无他物,于是每晚我只好将包里的所有衣服掏出来,有时实在冷,就半夜起来去没人的空床“偷”上一床薄毯。

    住下后的第一件事是去换汇。

    我使用的仍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问。

    “Welcome to Syria”,这是我在整个叙利亚其间听到最多的话语。在该国的二十天来,除了在与土耳其接壤的北部城市阿勒颇(HALAB)受过一次并不危险的语言骚扰外,我得到的全是温暖的人情馈赠。

    在几个当地人耐心的指点下,我很快就找到了换汇点。

    当时我身上除了一些货真价实的美元外,还有三张被俄罗斯银行拒收的面额为50元的美钞(我是从俄罗斯一路抵达中东的)。那些面无表情的俄罗斯收银员在看到这几张钞票时,也不说是真是假,只吐出一个简短的词:HE(发音“碾”,意思为“不”),然后挥手让我离开。

    我的钱是在中国银行换的。150美元,一千多人民币,至少够在路上用一周了,因此,在没得到权威验证时,我是不会把它们当废纸扔掉的。

    到达换汇处时为下午四点多,那个带着黑色头巾的女孩遗憾地告诉我说,换汇时间过了,得明天再来。我急了,一是我还欠早上那位出租车司机的钱,二是街上的摊点一律不收美钞。

    我说,我是中国人,初抵斯地,请帮帮忙。女孩望望我,然后跟身边那个一直在微笑的小胡子说了几句什么。

    “欢迎来到叙利亚”,这是小胡子的第一句话。

    “你打算换多少?”这是小胡子的第二句话。

    我先是拿出一百美元,犹豫一下,又掏出那几张一直带在身边的“碾”。

    “你们有验钞机吗?这几张钱俄罗斯银行不肯收。”我说。

    小胡子温和地看了看我——别说验钞机,他甚至都没多看一眼那些钱就直接递过一叠叙利亚镑。

    “我在俄罗斯到过三家银行,但都被拒绝了。所以,你最好再看看。”我又说。诚然,我珍惜经费,但,更珍惜父亲一直教导的诚实。

    “我们没有验钞机。因为我们这儿从没有假钱。”他一如既往地微笑着。

    可美元不是叙利亚镑。我不由想起以前在越南时,一个韩国人掏出一张50元的人民币假钞,很不屑地说:“这张钱我之所以留下,是为了告诉自己中国假货很多,要小心。”

直到现在,回想起那个韩国人的话,我的心仍隐隐作痛。

    由于小胡子一再说不要担心,并坚称他的双手就是最好的验钞机,我才终于把那叠叙镑放进钱包。

    在历史上,叙利亚曾两次独立,第一次是1946年法国和英国军队撤走后,另一次则是1961年,叙利亚脱离阿联(叙利亚和埃及曾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然后成为现在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换完汇,我心满意足地走在古国首都街头。穿过离客栈不远的人行天桥,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一个空矿泉水瓶灌上满满一瓶新鲜葡萄汁。在大马士革街头,时常可看到身穿传统服装、背个美丽大铜壶的流动果汁小贩,他们倒果汁的方式很像中国的“功夫茶”:长长的壶嘴远远对着杯子,一倾身,杯子便滴水不漏地注满了。

    果汁极其新鲜美味。特别是在历经了俄罗斯和黎巴嫩昂贵的物价后,叙利亚的物美价廉几乎令我不知所措。

    天桥之后,斜穿过马路,就是著名的大马士革大巴扎(集市)。

    那是我见过的最宏伟的巴扎,与其相比,被称为“中西亚国际贸易市场”的喀什巴扎几乎就像个小商铺。服装、香料、工艺品、食物、咖啡……繁复无尽的街巷有如迷宫,而玫瑰——那闻名天下的大马士革玫瑰,它曼妙的香味会随着你的脚步一直追随到入夜的梦里。

    这香味让我联想到——“天国里的城市”。这座有着4500多年历史的古城,从古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塞尔柱帝国、阿拉伯帝国、花刺子模、伊儿汗国、帖木儿帝国……一直被冠此殊誉。

    历史一页页地翻,新的废墟压着旧的废墟,现在的大马士革古城内外,据说共遍布有400多座清真寺和70多座基督教教堂。

    我朝位于巴扎正大门约两百米的倭玛亚大清真寺走去。

    清真寺门口有一个小广场,许多当地人正在喂鸽子。这种幸运的生灵,由于毕加索和耶鲁达——由于人类共同的心灵诉求,而在世界各地(也许除中国外)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为纪念在华沙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毕加索画了一只衔着橄榄枝的飞鸽。智利诗人聂鲁达称其“和平鸽”,由此,鸽子被正式公认为和平的象征。)

    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第四大圣寺的倭玛亚清真寺,游人入内是要购票的,女性还要穿上一套连帽灰长袍。

    换好衣服后,我把鞋子放在门口,赤足进入清真寺。

    宗教圣地与其说是承蒙神灵的启谕,不如说是人类政权的产物。如果不是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征服大马士革,那么,这座清真寺的名字就也许仍是“朱庇特神殿”或“圣约翰大教堂”。

    穿过光洁宽敞的广场,走过铺着绵软地毯的祈祷大厅,我向角落的一个房间走去。但一进门我就愣住了:一群身着清一色黑色布尔嘎的穆斯林妇女正在失声痛哭!

    她们有的蹲在角落,有的依在墙头,更多则扑拥到一个雕金镶银、刻满阿拉伯文的小建筑面前,拼命朝前伸手——为了触摸一下那壁垒。她们喃喃自语,泪流满面,一些甚至是嚎啕大哭。而男子,除了少数几个站在重重叠叠的“妇女阵队”边上,大多都在门口或站或跪,神情庄严肃穆。一些老者眼里同样闪着晶莹泪花,久久匍身在地。那情景,我就是不明不白也突然眼眶湿润了。

    那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哭泣。

    我原本以为他们是在向神祈求,后来才知道,她们哭的是抗击十字军入侵的阿拉伯英雄萨拉丁。

    我僵硬地站在那里,听着人们悲恸的情感宣泄和诉求:这一切无不使我受到震撼与感动。“家园”——我的脑海浮升出这个既甘美又苦难的词。

    人们对土地的感情与依恋,几乎就像一种本能。

    出得清真寺,已是暮色四合。

    我走在清亮的大石板街巷。客栈一位持法国护照的叙利亚人——阿里,曾对我说,在大马士革,哪怕就是深夜,哪怕只有你一个人,也绝不用担心人身安全。

    阿里是位高中教师,一身浓重的书卷气,多年客居西方世界使他无论气质还是着装都与土生土长的叙利亚人有所不同。但他热爱着这个只度过童年时代的祖国,每年假期都会回来小住一段。

    每天早晨,我都会看到他一边吃早餐,一边认真地批改学生作业。

    叙利亚是详和的(虽然今年政局动荡不安,但在那时,它的确如此),人们闲散地漫步街头,携老扶幼,情侣们则亲昵地手拉着手——当然女性仍身着黑色布尔嘎,却鲜少带面纱。偶尔,路边的老人会出其不易地向你递过一捧热乎乎的刚炸出来的爆米花,几个披着头巾的女大学生静静地坐在街角,专注地修正着白日画的写生。

    出得街巷,一声响亮又热情的招呼叫住了我:与街道一沟之隔的某间房子的阳台上,一个大胡子老人正挥着手。那是我见过的最奇特的商店:所有商品都挂在阳台,阳台与街道间有几条缆绳——上面系着一个篮子:如果你看中什么,他就把东西放到篮子里从阳台滑过来,你买的话,就把钱放进篮子,他再拉上去。

    在老人的热情招呼下,那天我隔着一条沟渠欣赏了好些美丽的工艺品,虽然最后我什么也没买,他的笑容还是一如既往。

    这户人家,几天后我终于正式登门造访,并在那里消耗了不少咖啡和时间。

    告别这个热心人,我又在天桥下灌了满满一瓶葡萄汁,然后,循着大马士革的著名古迹——努尔丁浴池的美丽灯光,结束了对这座“天国城市”的初次探访。

    2,天国里的城市(二)

    在大马士革住下的第三天,那个只有一个遮阳棚的楼顶客满,因此那个夜晚整晚我都不得不聚精会神以抵御寒冷(我没法如以往般拿空床的毯子),等真正入睡时,已近破晓。

“早上好。”一个声音将我惊醒,我迷迷糊糊睁开眼——身材矮小的房东老人的孙子正站在床头。

    我一下从床上坐起——太阳已老高了。几个穿着短袖的西方人正打着赤脚走来走去。

    “不好意思,由于资金有限,我们没法再添置更多用品了。”他又说。

    我点点头——虽然我并不认同他的话。这间大马士革最早也是最出名的客栈,几乎每天都不得不送走一些失望的客人——由于满员。之所以这位精明的商人不愿花钱添置用品,是因为他深知这些选择便宜住处的背包客(比如我这种住楼顶的)一般都会自备睡袋。

    我有睡袋,只不过出发前忘在了北京的朋友家。

    一层层脱下那使我看上去就像个爱斯基摩人的行头后,我才发现,自己已饿得肚皮贴到了脊背。

    我再次经过那不知走了多少遍的人行天桥。

    那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桥:每天大包小包,人来人往。在众多飘动的衣袂与仓促的脚步间,我总会看到两个孩子——他们每天都在那里。大点那个约摸十岁。也许不到。他像个影子般坐在地上,满是油污的小手紧握鞋刷,眼神忧郁而漠然。而在这双漠然的大眼睛下,是两个鱼泡般的大眼袋,我不知那是由于营养不良还是由于长期无法安睡而来的浮肿。

    大孩子身边还有一个四、五岁的小弟弟。与哥哥不同,弟弟亮晶晶的黑眼珠总是那样好奇而期待地瞥向人群——特别是那些穿着洋装的孩子以及他们手中的食物。

    当时我穿的是一双登山鞋而不是皮鞋。

    当时我的包里有三个苹果。

    犹豫了好久,我拿出了其中两个。

    然而弟弟才刚伸出手,就被哥哥猛地一下给打回去。弟弟双手紧紧纠着袖子,亮晶晶的眼睛既驯服又委屈。

    一个苹果。一颗小小的那么清贫又那么自尊的心。

    哥哥打的是弟弟,也是我——我的脸烫得就像地上的砂砾。也正是那刻,我突然对自己的“游客”身份而感到羞愧不己。

    收回被拒的两个苹果,道了声“对不起”,我怀着难以言述的心情,在哥哥漠然的目光里走下天桥。

    桥下有着我同样记得的另一个孩子:每天蹲在角落卖点儿糖果。

    我曾向人打听过这些孩子,人们望着我笑笑,然后说:他们是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这个近在咫尺但从未涉足的国度,通过一双双不同又相同的眼睛,我似乎已隐约地熟悉了它。

    那个天桥下卖糖果的孩子没像往常一样蹲着——他已倒在地上沉沉地睡着了。糖果零乱地散落在他蜷着的身体旁,散落在由于酣睡而来的一抹浅浅微笑边。

    孩子,睡吧,但愿你的梦里,有天堂。

    走到倭玛亚清真寺,我在一处墙角坐下来。

    这里每天都会坐有许多人;聊天,拍照,或只是默默坐着,看落在墙头又飞走的鸽子。

    所坐之处对面是一家饭馆或说是一家水烟店——阿位伯国家所有的公共场所(除了清真寺)都跟水烟脱不了干系:到处是成排成排的水烟,到处是成排成排的吸烟者——SHI SHA(“希霞”),不仅是阿拉伯国家的文化之一,也是生活传统的一部份。

    我喜欢水烟,这种古老的源起于印度后风靡于阿拉伯世界的产物,制作以烟叶、麝香、冰片为主,由于经过清水过滤,能去掉大部分尼古丁,且口感芳醇(有数十种水果口味)而被称为“最健康的烟”。

    据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埃及文豪纳吉布·马哈福兹(Naguib Mahfouz)的创作灵感,就来自他经常光顾的水烟馆。以至有西方媒体评论说,阿拉伯知识分子的思想就装在他们的烟壶里。

    我曾透过一家古老的土耳其浴室花窗窥看过一群男人:他们身裹长袍,斜倚在美丽的波斯地毯上,红红的碳火,四处弥漫的芳香的烟雾。那场景,就仿若一千零一夜。

   “嘿,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一个浑厚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扭过头——一个高大健壮,笑容满面的男子。看上去约摸30岁,下巴干干净净。

    “我叫乌尔,土耳其人,是土耳其一家旅行社的导游……”对方又说。

    土耳其!这几个字一下擦亮了我的眼睛。这可是我希望去的下一站,可无论是俄罗斯还是黎巴嫩都不肯受理,他们只看一眼我的中国护照,便冷冷地丢下一句:你只能在本国申签。

    “太好了,我正希望到土耳其呢,可他们都不给我签证。”我说。

    “唉呀,早认识我你不就没这么麻烦了吗,土耳其使馆的好些人我都熟悉得很,帮你弄到签证实在是小菜一碟。”

    对方说完,用力拍拍胸膛,仿佛在向我证明他那强健的身体是完全靠得住的。

    “告诉你,我的家乡才是天国里的城市,比大马士革不知好多少。伊斯坦布尔当然也很漂亮,但那是金钱帝国,没有钱的话,你就什么都不是。好在我身体强壮,样子又威严,所以从没人敢欺负我。我在当地可是很有名的,这世界什么样的场面,什么样的人物都见识过了,哪怕总统级的豪华生活也有过。我还一眼就可看出别人的想法,别人却绝对看不透我。”他又拍了拍胸膛。

    “你能一眼看透我?”

    “当然。我阅人无数呀。不过我现在不会告诉你的。嘿,不用担心,我其实是个诚实单纯的人,只是人有时不得不伪装起来,否则你没法在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混。你说呢?”

    他灿烂的笑容透出一丝神秘,特别是当说到自己是如何如何的“洞悉人世与人性”时,其谆谆诱导的语气几乎就像一位先知在向一位红尘迷失者开启智慧的天窗。

    我望着他——眼神真的很诚恳,笑容真的很单纯。于是,我高兴地谢了又谢,并跟他击掌约定,次日早上十点准时在大马士革大学门口见(他说自己在攻读药理,因为想转行,同时也放松一下,重温学生生涯)。

    第二天九点左右,我开始拨乌尔的电话:第一次,没人接,第二次,有人接了,但却说夜晚喝酒太多,头痛,改下午吧。

    “使馆下午一般不是不办公吗?”

    “你要相信我,我是个诚实的人。那些人跟我都很熟,就算下班再去都没问题。这样吧,下午一点我会过去。”说完,他把电话挂了。

    好吧。求人嘛,顺着人一点儿。

    我老老实实等到12点,然后在街上胡乱拦辆顺风车,到了那所被誉为“叙利亚大学之母”的校门口。

    一辆装饰时尚的流动快餐汽车泊在路边:无数手捧书本的大学生走出校门,在餐车前排起长龙——为了买那来自西方并以海啸之势席卷世界的可乐和汉堡。

    当蜂拥的学生如潮汐般退去,餐车也因食物销售一空开走,乌尔却连影子也没见——已快下午两点了。

    “你在等人吗?”一位手中拿着书,头发微卷的男孩走到身边,问。

    “是的。可等了一小时却仍没看到他。能借用一下你的手机吗?”

    “当然。”

    拨,通了,但我才刚一出声对方就马上挂断了。再拨,关机。

    “你找的人是哪个系的?”男孩又问。

    “药理系。”

    天知道为什么那时我还抱有希望,也许是因为乌尔跟我说他学的是药理,而药理学院,正是古老的大马士革大学的前身。

    “哦,你知道他在哪个班吗?”

    我摇摇头。

    “名字呢?”

    “乌尔。”

    “这样吧,我带你去药理系问问。”

    于是我跟着男同学去了药理系,结果是,每个班都问了一遍,全都说没有“乌尔”这个人。

    “他是你朋友?”

    我摇摇头。

    “不是你找他做什么?”

    “他说他在此读书,说认识使馆的人,可以帮我弄到土耳其签证。”

    “你……总是这么容易就相信人吗?嗯,你一个外国女孩子,人生地不熟的,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打我电话。”男同学担忧的眼神就仿佛我刚从幼儿园毕业。

    我婉言谢绝了。我没什么困难。

    之后,我又拦了辆顺风车去使馆——使馆早在12点就关门了。

    诚然,我有些沮丧,但不伤心。我只是不明白,乌尔为什么要骗我?恶作剧?还是——习惯成自然?

    我没有答案。

    清真寺的唤礼塔开始传出响彻云霄的昏礼召唤。我换乘公车回客栈。

    坐在前面的一个男人侧过身,礼貌地跟我打了个招呼后开始交谈。他的英语非常好,如果只闻其声,我会认为跟自己说话的是个地道的英国人。

    他的谈话兴致很高,后来我才清楚,这兴致不是我有什么吸引力,而是因为只有跟外国人,他才可以用另一种语言来尽情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

    男人叫穆罕默德。由于娶了一个英国女子而随妻在英国生活了好些年。跟阿里一样,他也每年回国探亲,但每次回国,他都会被政府一再“审问”,一次还被关进牢房。

    “我不过是跟个英国人结了婚,结果成了‘囚犯’,政府不信任我,人们不信任我,就连一些朋友也认为我是‘叛徒’。每次我回来,我妻子都睡不着觉,总担心我又被关起来或是出什么事。”

    “情况一直没有好转吗?”

    “没有。我现在是众叛亲离。妻子已怀孕好几个月了,我却无法陪在身边。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娶一个英国人,难道这样就代表我不爱叙利亚,就代表我脱离伊斯兰了吗?不,我爱叙利亚!也永远都是个穆斯林!但这事真是伤透了我的心。”

    “这的确挺让人难过。”

    “你不可能理解的。你只是个游客,我遇上的所有外国游客,提起叙利亚无不竖起大拇指,称赞它是多么友好热情的国家。没错,这的确是我们阿拉伯人的待客之道,但对自己人,就是另一回事了。自由和民主不过是写在纸上罢了。但我从没恨过自己的国家,我不满的是政府。是它让我突然变成了自己故乡的陌生人。可以说,每次回来都是一场灾难,这边是没完没了的审问,那边(妻子)则没完没了地担心。”

    “有没有可能让你妻子到叙利亚生活?这样是否就能解决问题?”

    “哼,我妻子有一次也曾向政府申请过,但居然被认为是‘另有图谋’,天啊!她怎么可能是‘间谍’?!自那次后我就再也不愿让她为此奔波了,也是这些事,让我希望自己的后代生活在一个更民主更宽容的国家。我实在是受够了!”

    穆罕默德的声音越来越大,神情也越来越愤慨,周围的人纷纷朝我们看过来。

    “但愿你这次回来有好运气。”

    “谢谢!刚才我有些失态,真是不好意思,但这些话我没法跟其它人说,希望你原谅。”

    这个男人,他使用流畅的英语来向一个异乡人大倒苦水,也许正如他所言“这些话没法跟别人说”,是不得己而为之,但他没有意识到,正是这对于当地老百姓而言过于流畅的外国语种,使得本就孤立的他更加孤立。

    车窗外掠过一幅又一幅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头像。这些头像,就像天皇巨星一样无所不在:楼房、商铺、办公室、宾馆、餐厅、车身……

    我不知道穆罕默德此次回国结果会怎样,但从他茫然若失的目光,我觉得这个叙利亚男人也许还得再次面对同样的局面。至于还要面对多久,我无法得知。

    饭馆前水烟旁的凳子空了,果汁小贩不见了踪影,孩子们消失了,我站在空荡荡的天桥——霓虹灯一如既往,心平气和地映照着这座“天国城市”的茫茫夜空。

    3,阿勒颇小记

    阿勒颇(ALEPPO):拥有与大马士革同样悠久历史的古城、叙利亚北端边境、曾经的丝绸之路最西端、阿加莎·克里斯蒂著名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写作地。

    没有辗转,没有犹疑,在大马士革那个小小的汽车站,我自南向北,直抵阿勒颇——为了再次向土耳其使馆申签。

    尽管深知土耳其不是巴基斯坦,不是那个能让我闯入使馆并坚持当天取到签证的友好邻邦,但我还是想试一试——网上曾有中国人在此申签成功的案例——在花了漫长的游说和一罗筐讨好的情况下。

    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正如做生意,没有互惠互利便“此路不通”。

    当天同行的还有两个墨西哥人:一男一女。我曾与那位女士在贝鲁特同住一屋。由于结帐时她对老板提了点意见,说我们那间房不太好,外人老是往里窥视,让人没有私密感。结果老板大发雷霆,破口大骂她自己穿着暴露还扮贞妇,并说以后无论怎样也不会接她这种“恬不知耻”的客人。

    那个男人一番恶毒的轰炸使得她再也说不出话来。当时我也在结帐,实在听不过耳,便说了句:“其实我也很高兴能离开这里。”

    这事就这样结束了。没料到在大马士革我们又碰见,当听说我要前往阿勒颇,女子说:“那天真是谢谢你了。我们一起走吧。”

    我笑笑——她根本不必谢我。之所以她一直记得这事并邀我同行,或者是因为人在旅途的孤独,使得人们内心的情绪和需求更强烈也更敏感,以至哪怕只是一句不经意的问候,也足以成为“滴水之恩”,能唤起你在熟悉的故地难以怀有的特殊情感。

    经过西伯利亚那列六天六夜的火车后,五个多小时的车程显得异常短暂。

    中途汽车停了一次。

    我身边那位气质儒雅的老者,一下车就热情地为我们三人各叫了一杯热茶和一个三明治。然而那个墨西哥男人无论说什么也不肯接受。他上上下下打量着老人,一副疑心重重的样子。而当我们边吃边聊天,他在对面手捧书本正襟危坐——除了“老乡”,他几乎从不对任何人笑也不跟人说话。

    抵达阿勒颇已是下午。

    问了好几个地方,除了一家只剩一个三人间的客栈外,其它都满员。

    “你要不要与我们一起住?”那是一整天来,墨西哥男人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好!”我爽快地点点头,完全没料到自己的回答在过后会造成多少尴尬。

    安顿下来,两位室友看上去都没有外出的意思,于是我便独自半搭顺风车,半步行地到了阿勒颇城堡。

    跟所有“与时俱进”的旅游城市一样,城堡广场布满了专为游人而设的昂贵餐馆,由于抵达当日是周五——穆斯林们的大礼拜日,城堡不开放,因此外国人并不多,更多是些当地人以及一些骑着小毛驴,裹着阿拉伯头巾,看上去走了很远的路的风尘仆仆的乡下人。

    阿勒颇城堡原是古巴比伦王国和亚述王国的神庙,从古希腊起便被改建为卫城和军事要塞,再经千百年来不断的加固扩建,规模越来越大——我在百米开外就可见到其拨地而起的雄姿。

    这个世界,只要是稍具历史的地方,如此这般的“卫城”都不可或缺:城墙、护城河、峰火台,大铜门……光阴荏苒,昔日的铁马长戈、血染战袍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如今的城堡,四周种满了吉祥盛世的鲜花,人们在此闲庭信步,惟有那烧不尽射不透的斑驳石头,还依稀让人联想起这里曾有过将士军令以及马的嘶鸣。

    对没能进城堡参观我并不感到遗憾。

    我并不在意错过一些风景。

    我并没有错过自己喜爱的风景。

    那些由石头组成的古老街巷遍布着不计其数的清真寺、学校和土耳其浴室。偶尔,几个孩子的脑袋会从有着美丽铜把手的门里伸出,做一个可爱的鬼脸后又马上躲进门里,亮晶晶的大眼自门缝不断往外瞟看。

    一些勇敢点的男孩则会在身后悄悄跟上一段路,当你回头,他们便马上停住,羞赧地伸出一根手指,指指你的相机再指指自己——张相。这些可爱的孩子,哪怕得不到相片,但只要能看到相机里的自己,便会抑也抑不住地对一个陌生人猛地展示出内心那无与伦比的天真,发出好奇而满足的尖叫与欢笑。

    走了半个多小时,我停在一个白衣男子面前——当时他正在专心致致地剥着个大石榴。我只一声“HELLO”,对方就条件反射地将大半个石榴递过来——他甚至都没看清楚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在半个晶莹剔透的石榴的陪伴下,我很快就找到了巴扎。其实我曾经过巴扎的一个入口——就在那排价格昂贵的餐馆边上。由于那个门挺新,想来里面都是些迎合游客的新商品,便头也不回的绕过去了。

    我是从另一个沧海桑田的大铜门进巴扎的。这一进,我便被深深地迷住了——当初的判断是多么轻率!

    与大马士革规划良好、有着“革新”意味的巴扎相比,阿勒颇的巴扎就像素面朝天的土豆般质朴结实:刚出炉的馕、榨石榴汁、烤包子、农具、书籍、丝绸、地毯,以及那闻名天下的阿勒颇橄榄皂……而人们:顶着陶罐的,怀抱婴儿的,刚从摩托或驴车跳下的,以及,提着满满刚购的食物、热情邀我回家吃上一顿的……而也正是这一走,我才知道这个气氛热烈鲜活、货真价实的巴扎,其古老的石质拱形竟长达12公里!

    中东最大的巴扎不在大马士革而在这座北方之城的此时此处!

    不过,“最大”对我而言并没有什么意义,我喜欢的是它那种在新世界里依然如故的安之若素。

    一路走走看看,斜阳西下之际,我方心满意足地走出巴扎——这时才发现自己口渴得历害。

    走到一个小商店,我磕磕巴巴地比划:“安娜,白迪,买”(我,想,喝水。)

    但商店没有饮料,我只好继续朝前走去——三十米开外有个水龙头。在叙利亚,很多街道都有这种置于石头间的龙头,边上放个公用铁杯,人们渴了,就直接用杯子接水喝。

    没料到那个店主却一路小跑追了上来。

    他手中拿着一个白瓷杯。

    他追我,不是要阻止我喝生水,而是觉得那公用杯子对一个外国女郎不太合适(虽然我根本不介意用那杯子)。他跑到面前,做了个“等等”的手势,然后默默的,也不说话,也不看我,只一个尽地清洗那根本看不出一点脏的杯子。

    他至少洗了十几次——直至我觉得有洁癖的人都会认为太干净了,他才垂着双眼默默地将杯子递过来。

    我像接圣杯一样接过杯子,大口大口喝着。

    待我喝完,他又拿着杯子,跟来时般一路小跑着回去。他没有回头,从头到尾,他没说一句话。

    我望着那敦实的、渐行渐远的身影——我喝下的,又岂只是甘美的水呢?

    回到客栈,门反锁着。

    老板用一种略带笑意,司空见惯的目光看着我:“不好意思,真的是没有空房了。”

    “没关系,里面应该正在休息。”我说。我不太清楚该说他、她、还是他们正在休息。

    等了好一会,门终于开了——是男人开的,而女子,正手忙脚乱地将两个枕头的其中一个扔向另一铺床。

    她头发凌乱,脸色绯红。

    “玩得开心吗?”这是那个男人对我说的第二句话,同时扯了下嘴角,算是微笑。

    我点点头,转身进了卫生间。既便我是傻子,也明白自己无意中成了个大“电灯泡”。只是想不到他们发展得这么快。

    我在卫生间磨蹭了很久,出时来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嘿,你动作真快!”

    于是我马上又转身折回去了。那大概是我洗衣服最认真的一次,直洗到再继续的话衣服就没法穿了,我才用力拧一下门把——提醒那对“爱情鸟”暂时停止一些动作,然后,人才慢慢晃出来。

    “你结婚了吗?”女子问。现在她显得自然多了——看来我那一小时的磨蹭起到了良好的缓冲作用。

    我摇摇头。

    “我也没有。嗯,我今年24岁了。”她又说。一边端详着自己刚涂好的蓝色指甲。这个女子,对我是友善的,当然,对男子更友善。

    这话令人吃惊——我一直以为她年纪跟我差不多或者更大些——无论是其肥胖的身材还是已有着不少鱼尾纹的眼角。可她只有,24岁。

    24!多么的青春妙龄!那时的我才刚刚写作,才第一次独自上路——那次我一下就去了那曲——伟大的青藏高原上一片伟大的莽莽草地。之后我便开始走了:从青藏高原到帕米尔高原,从念青唐古拉到红色高棉,从忧郁的恒河到茫茫西伯利亚。

    现在,我走到了叙利亚:在叙利亚的一座旧城,一个客栈,与两个墨西哥人同居一室。其中一个,24岁。那我怎么也回不去了的24岁。

    那晚我早早就上床了。

    我是很习惯打翻身的,但第二天醒来,我发现自己的姿势跟入睡时一模一样:蜷着身体,面墙而睡,耳畔旋着昨晚的音乐。而阳光——那泛着红光的朝阳,正一点点照亮两个身影……

    天那么热,可他们拥抱得那么紧,窄小的床铺缠绕着彼此的外衣、头巾甚至袜子,朝阳就那样从窗户洒进来——从发梢到脸庞到下巴到交缠的双臂……

    一直以来,我都不看好这种在路上的“露水情缘”,但那刻,在阳光下,在那陌生的房间,眼前的一切却让我的内心生出一种难以言述的感觉:多么仓促又坦白的情感,多么任性又简单的幸福,以至让人看着看着便不禁生出微微的甜蜜的疼痛:窗台下、家俱中、粗糙微暗的庭院,安静地冥思,宁静地相随,岁月就这样在金色阳光中悠悠而过……

    相爱吧,终有一散的人们。

    我轻轻地合上了门。

    阳光在身边静静流淌。我的心,静静流淌。

    4,你也在这里吗?

    阿勒颇的土耳其使馆再次拒绝了我的申请。

    在那扇小窗子前站了一会,向那位态度温和的办事员说声谢谢,我转身离去。

    谈不上失落,我并没什么与众不同——不过是那些聚在等候处,默默无闻的人们中的一份子罢了。

    回客栈收拾好行李,与那对禁不住面露喜色的情人道别,我来到车站——我将从阿勒颇折身南下到哈马(HAMA)。

    在阿勒颇的大巴扎我曾看到一张名信片:几辆巨大的水车伫立在美丽的河畔。店主介绍说,那些水车就在哈马,自14世纪以来一直运转至今。

    三个多小时后,我来到一家名叫“CAIRO HOSTEL”的客栈。按惯例,我的选择依然是——楼顶。

    这个楼顶比大马士革“阿拉伯客栈”的要小一些——只有五个铺位。到达时上面空无一人,只见一些行李凌乱地扔在铺位上。

    我把背包放到靠着外墙的那张惟一的空床——如果太阳不从西边出的话,那么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将首先投射到我的发梢,而入夜的阴晴圆缺,也将尽收眼底。

    时间还早,于是开始逛街——我急需一幅墨镜——中东的漫天尘土和明晃晃的太阳令人双目充血。

    跟腰间的皮带一样,那副价格为20元人民币的墨镜同样是“中国制造”。

    绕过一排又长又高的石头拱墙,我来到河边——水车与我隔河相望。

    河水很脏,完全不像名信片上清洌的样子。不过两岸的植物却繁茂异常。高高的芦苇与许多开着美丽黄花的植物让我想起了落英缤纷的童年河岸。这种下意识的联想让人不禁对初来乍动的哈马产生出一丝亲切,虽然我再也不是那个认为自己可以看得见风的瘦而结实的孩子。

    我走向枝藤纠缠的植物,结果十几只小鸟突地从植物里泼撒出来,一只甚至差点撞上胳膊。我回头,却发现那些植物叶子一如当初般安静收拢——就如双手空无一物的变法戏的魔术师一般。

    两个骑自行车的男孩从身边经过,又折身回来,然后用处于变声期的声音告诉我怎么走会更近更快。

    他们的不问自答看来早就对“到此一游”的旅客习以为常。我突然感到有些滑稽:为着这些孩子从小就耳熟能详的一些石头、几辆水车,人们不辞劳苦地从世界各地奔波千里。

我们并不能带走什么。

    我们能带走的只是记忆,而记忆,也终将随风而去。

    循着孩子们的指引,我来到一座古老的石拱桥——一个口角歪斜,长长的白衫沾满污渍的少年正在不远处招手。

    当我到达,他便打开围墙上的小门。由于不流动和垃圾,河水又黑又臭,一条同样扔满垃圾的石子小径就是通往水车的坦途。

    那是此生见过的最大也是最古老的水车,尽管当时它们并没有运转,但一想到十几个世纪的那种天长地久,内心便不禁生出微微悸动。

    据说以前游人是可以随意接近水车的,但现在,人们建起了墙和门。对此我没有意见——那个看起来有些智障的开门男孩已经成年,看门也许是他惟一能胜任的可自食其力的工作。

    跟阿勒颇一样,哈马也拥有一个美丽的旧城,迂回曲折的巷子里人家一户挨着一户,质朴的石头房子尽显岁月沧桑。

    在一条巷子的墙上,我突然看到几个字:艺术之家。

    粗陶、雕塑、松节油、画布、调色板……这些场景和味道是如此熟悉——曾几何时,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滚打摸爬了好几年啊。

    一声招呼后,一位神态温和的中年男子将我迎进画室,他一边沏茶一边对着满墙画作逐一讲解:他的作画地点、年份、用材,等等。这位执著的艺术家,几十年来的所有创作几乎全来自哈马。他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对相同事物画了又画: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角度,不周的季节,不同的表达方式……他画下第一幅画时,我甚至还没来到这个世界。

    一个人能终身对某样事物一往情深,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然而画毕竟不是大米,创作不仅需要时间,也需要经济支持,因此,除了画画,画家还收有学生。所幸这世界还有一些年轻人对艺术报有热情,因此画家还可以继续从事自己心爱的事业,并拥有如此一间小小的既是工作室也是陈列室和教室的空间。

    “这是哪里?”墙上一张已然褪色的相片突然抓住了我的目光:一排排奇特的就像尖顶帐蓬般的白色泥房,在五彩缤纷的画作中悄然展示出其古老而凝然的气质。

    “一个村庄。”

    “离哈马市多远?”

    “有点儿远,你要先到撒拉米亚(SALAMIR),然后到阿桑(ASSAAN),唉呀,时间太久了,我都记不起那个村子的名字了,只记得离阿桑还有一段路。”

    离开画室前,我用相机拍下了那张相片。

    回到客栈,有人了——三男一女。

    见到我,他们略略点一下头。他们一直在热烈交谈。

    我将买回的葡萄洗净,放在桌子中央,然后呆在一边看漫天晚霞。那晚霞,红得几乎要将天空烧透,一群群暮归的鸟儿用清脆的鸣叫宣告忙碌的一天之终结,宣礼塔的灯亮起来了,回音阵阵的诵念声仿若来自天宇,然后是星辰,一闪一闪亮晶晶——此情此景让我的记忆一如倾泻的瀑水。

    我永远也不知道在这远离故土的千里之外,这回响着古兰经的某个楼顶,那早已落满灰尘的童年何以会一股脑的清晰呈现,几乎令我不知所措。

    那些年月,孩子们总是在星辰璀璨的夏夜绽放。

    有时候,我们爬上高高的蜜枣晒场,在粗糙的帆布上懒散的摊着,高深莫测的夜空所呈现出的美:那些有着种种来头的星星,那仿佛轻轻一拉就会掉下来的下弦月,还有退入越来越深的灰蓝里的石榴树和核桃树……而我的母亲,在做完手头的活后,总是一手拖着凉席,一手牵着我,齐齐躺于楼顶给我讲叙那些就算听了一百次仍为之着迷的民间故事。

    我用一只手挡在前额。我精疲力竭。太多的过往画面如流水般渗落:我只需轻轻一吸,就能发现记忆之水深及双膝。

    “很美的夜空,对吧?”一个声音打断了我。

    说话的是其中一个男子,年约二十六、七岁,一笑,两颗尖尖的虎牙便透出一种清爽纯稚。

    “嘿,美女,你从哪里来?”另一个声音紧接着出现了——她,就是我以后的搭档及好朋友:塞西勒。

    “中国。”

    “噢,我到过中国新疆!”她说,然后跳起来用力握了一下我的手。她的神态与动作都很具喜剧意味。

    就这样,楼顶的几个陌生人将我拉回到“现实”,我专注于记忆的目光开始投向触手可及的他们。

    里昂,那个有着长长花白大胡子,手腕戴满铜的铁的镯子的中年男人,来自南非,已在路上走了一年,接下来还会再走一年。他那本旧得就像羊皮纸卷的日记本的厚度,几乎可与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相比美。除了密密麻麻的字迹,本子里还夹着几张色泽褪尽的相片和手绘地图。

    里昂在香港呆过十来年,这个从没有过婚姻,一生都在异乡浪荡的男人,在介绍相片上多年未见的亲人时,双眼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温柔。

    简,一个无论走路还是说话都慢悠悠,玻璃镜片后透出既温和又深邃眼神的男子,25岁,来自法国,从事小说创作。一个月后,有消息传来——一部收集了五位青年作家作品的小说集由法国某个知名出版社出版了,这五位作家中,其中之一便是,简。

    彼得,那个最先跟我打招呼,乍看上去有些像“贝克汉姆”的年轻人,出生于加拿大,但长居立陶宛。很快,也许两个月后,这个总是满街找酒又总是沮丧地空手而归的年轻人将拥有一家自己的客栈。

    至于那位生于法国,长居加拿大,几个月后将如我一般从北京坐火车到莫斯科的塞西勒,与她交往越久,我就越感到自己语言的贫乏。如果我的读者能亲眼见到她,就会知道,这是个多么有趣、可爱又温暖的人。她是那种可以一天不停说上24小时话的人。我向来不喜欢话语过多的人,但,她实在是例外。哪怕她有时让人感到,轻微的神经质。

    “曾经我总是哭,不断地哭,后来,我不哭了,因为我终于明白,笑比哭更好。我喜欢笑,更喜欢自己能让别人笑。”她说。

    的确。她就是那样一个富有感染力,诚心实意愿将欢乐带给每一个人的人。

    跟里昂一样,虽年己50,塞西勒却从没结过婚,当然,很多年前,她有过一个日本情人——他们的故事几乎就是杜拉斯《情人》的翻版。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塞西勒说。

    几个家伙结成同盟的原因实在太简单。

    首先是里昂问我:“你打算在叙利亚呆多久?”

    “不知道。”

    “你往后的旅行计划是什么?”

    “不知道。”

    “你没有旅行资料?”

    “没有。”

    “那你有什么?”

    “一张世界地图。”

    “你明天打算去哪里?”

    “不知道,睡醒了再想。”

    当对话进行到这里时,其余几个人突然全朝我伸出手来:“太好了!!”

     原来除塞西勒有一本LP外(Lonely Planet Publications,简称Lonely Planet,缩写:LP,被认为是世界最大的私人旅游指南,由Tony Wheeler、Maureen Wheeler夫妇于1972年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墨尔本西郊的Footscray创立),其它人全跟我一样,一切都是“不——知——道”。

    握手完毕,他们开始往嘴里一颗接一颗地扔葡萄,而不像原来那样,坐上半天谁也不碰一下。

    那晚入睡前,我们约定,五年后的同月同日,这“五人帮”就到彼得的客栈重逢。

    从俄罗斯的喀秋沙、沙沙、爱丽丝、朱丽叶,到黎巴嫩的安娜、丽娜、玛丽亚,再到如今的这几位朋友——这一些又一些萍水相逢的当地人、异乡人,这一些又一些以前、现在遇见和将遇见的人,我不知他们会在记忆里飘荡多久,但正如张爱玲所言: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迟一步,遇上了也只能轻轻地说一句:“你也在这里吗?”

    这,也许就够了。

    5,天堂的样子

    太阳照常升起。

    泛红的阳光从墙头一点点爬过来,从我的床位依次洒向邻邦。

    吃过早点,我走向立交桥。那天的目的地是一个村庄——画家墙上的那张相片。

    看来撒拉米亚是个大镇——每小时就有一趟班车。

    一小时后,顺利到达撒拉米亚,却根本碰不到懂英文的人,情急之下,我灵机一动——将相机掏出来找到相片一路给人看:这里!这里!我要去这里!

    人们听不懂英文,却都知道,看图——说话,于是终于又坐上班车,到了那个名叫“阿桑”的地方。

    这是个寥落的小镇,除了一个漆成绿色的清真寺门口有几个小贩,行人寥若晨星。当时已是下午两点多,惟一一趟去往村庄的班车早就没有了。在路边等了一会,除了几辆去往撒拉米亚方向的车外,根本没有任何车辆去往村庄。

    18公里的徒步——还是算了吧。

    走进一个小店,老板竟神奇地懂点儿英语,他说可以用车送我——往返一共150镑。虽然非常不想包车,但他开的价格无论怎样也不算过份,也就同意了。

    一路的景观除了沙砾还是沙砾,偶尔可看到几缕升起的炊烟,淡蓝的烟雾飘浮在一望无际的地平线:它们令人们的胃不再空落,同时还旋出了生活在无烟煤气时代的诗人们难以吟咏出的动人篇章。

    半小时后,车停在一个岔路口,司机问:“一小时后来接你行吗?”

    我往前走几步——相片上那些奇特的尖顶白屋明白无误地呈现在眼前,就跟堡垒似的。当然它们不是堡垒,更与争战无关,它们只是这个古老国度几近消亡的古老民居。

    我不知这些民居何以建成帐蓬般的样子,也许是它们的历史太悠久了,悠久到说不定是游牧民族所发明的第一种定居房子。

    中国也有许多历史悠久的美丽住宅,不过许多却被各式各样的“城市规划、开发”给一笔勾销了。我的一位美国人类学家朋友曾疑惑地问我:“大理号称千年古镇,可为什么90%的房子却是这些年才盖起来的?”

    他不知道,就在我住的小区后面,不到半年,一条“百年老街”就突然横空出世。

    我们的“建设”,你看到更多的其实是破坏和模仿的讯息。

    “75镑好吧?你不必再来接,到时我会自己想办法回去的。”我说,然后开始掏钱。

    司机愣了一下:“你要住这里?

    “不知道。”

    不知是司机觉得我太古怪还是觉得自己把一个外国单身女子拉到这鸡不飞狗不跳的荒地心感不安,居然说,不用给钱了。

    “真的?”

    “嗯,真的。”

    我当然不会重复再问。伸出手跟这好心人握了一下,很高兴地与他道别了。

    村子非常安静,一排排抹灰尖顶白房井然有序地分布在泥路两侧。偶尔,某些房子后会出现几棵饱受尘埃洗礼的橄榄树,以及几小盆正努力与炽热阳光对抗的低垂植物。

    不由想起一个国际网络摄影论坛,其中一个摄影主题为“花园”。参赛者拍的相片大多美不胜收:喷泉、长椅、落英缤纷的草地,在花丛中或坐或躺的美丽少女和奔跑的孩子。

    只有一张相片显得“格格不入”:干涸无尽的土地上,一间泥糊的茅屋面前,一家四口像过盛大节日般满面喜色,穿着也许是他们最好的衣裳认真地站在没有门的家门口,面前摆着两盆种在粗陶罐里的植物——惟一的绿色,惟一的小花。

    那是张来自非洲某村落的相片。

    这里不是非洲,但这个村落,这些散落在干涸大地的零星绿色,让我不禁把它们联系到一起。

    继续往前走。

    整整半小时,我只见到一个骑着辆与其瘦小的身材毫不搭调的大自行车的孩子。再往里走一阵,终于看到两户有人的人家:一家是修理自行车的,另一家,两个灰头土脸的货架上摆着些廉价糖果和矿泉水。

    我买了一瓶水。我能看到水瓶上自己清晰的指纹。

    在一个小小的十字路口,隐约传来一些说话声和笑声。

    “Hello!”我循声打了个招呼。

    “你好!欢迎!你好!欢迎!”紧接着的几声回应真是让我又吃惊又高兴。

    接着,几张脸从橄榄丛中露出来——一户正在收摘橄榄的人家——我们彼此可都是先闻其声再见其人的。

    橄榄,可说是叙利亚最普遍的食物之一。几乎每个传统的饭桌上都会摆有那么一两碟腌制过的酸橄榄,就像我们餐前的调味小吃一样。市场上亦随处有卖。

    就这样,我认识了默罕默德一家(又一个默罕默德!)。那对年纪大些的,是父母,另一个戴眼镜、书卷气很浓的,是哥哥。

    不过才三五句话,这户仁厚的人家就请我进屋喝茶了。

    那是幢四房一厅的新建平顶水泥屋,这种新建筑意味着:这是一户日子开始过得不错、在村里有点身份的人家。

    屋里铺着地毯,两个小女孩正在地上玩耍,见到我,一下就缩到墙头去了,圆溜溜的大眼好奇地望着这位“不速之客”。

    屋里还有两位年轻女子,一位是默罕默德的妹妹,另一位是两个孩子的母亲,默罕默德的嫂子。

    这家人,只有默罕默德会英语。他介绍说,新房子刚起好几个月,比以前的老房子宽多了,够一大家子住的了。

    接着他一间间带我参观:父母一间,哥嫂一间,妹妹和两个小女孩一间,他自己一间。

    默罕默德的房间有台电脑,不过目前电脑的主要用途不是上网(村里没有网线),而是用来绘制工程图及学习英语——买教学碟然后用电脑播放。

    这个脸庞方正、身上散发出浓烈汗味的男人从事的工作是水利工程。在如此干涸的地方,这可是相当重要的工作,因此他非常忙:不仅忙自己村,还要忙一些同样缺水的其它村。现在是橄榄收获季节,他难得的三天假不得不用来帮忙。

    “由于缺水严重,大多人都到城里了,现在村里多半都是些老人和孩子。”默罕默德说。

    中国很多村庄也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只不过他们缺的是另外一些东西。

    参观完房子,喝过咖啡和甜茶,妹妹和嫂子从厨房捧出了香喷喷的鸡肉米饭,当然,还有酸橄榄。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虽然全家人都极力挽留,我还是决定离开。现在正是收获季节,满满一院的橄榄需要赶活,我当然可以帮点忙,但更大的可能是,他们会因为要照顾一个远方的来客而使工作进度受阻。

    一番婉言谢绝后,默罕默德最终只好将摩托推了出来。

    “离开前,我带你好好看看我生活的地方吧。”他说。

    默罕默德将车开得很慢。也许这是他的一种挽留方式——我说过,如果到镇上没车回去了,我会在他家住下。

    寂静的环境使得摩托车响极其明晰。在几条小巷兜了一圈后,我们来到一个可以俯瞰全村的坡顶:一望无垠的沙砾永无休止地向远方延伸,没有菜园、没有草地也没有牲口,只有几小片低矮的橄榄树绕于坡底四周。

    在这片土地,橄榄树既不是诺亚放出的鸽子衔回的神圣预言,也不是雅典娜头上象征胜利的迷人花冠,而只是一种顽强又实在的经济作物。这里的人们,既不像飞鸟一样高高在上,也不像鱼一样沉潜水底,而是跟这些树一样,依凭难以置信的内在力量,悄然完成汲取、伸展、聚敛、延续等生命内容。

    “我再带你去最美丽的地方看看吧。”默罕默德又说。

    在摩托的如雷咆哮中,我们又来到另一个地方——一片几近干涸的湖水。岸边龟裂的泥缝甚至宽达一个指距。

    几年前,在中国新疆和田的乡下,一个小伙子带我去看最美的风景——水。

    几年后,叙利亚一个偏远的村庄,另一个小伙带我看最美的风景也是——水。

    是啊,沙漠中,还有什么风景比“水”更美呢?哪怕它几近干涸,哪怕它的面积只比篮球场大一点点。

    “我还没做这份工作的好些年前,有一天村里下了场暴雨,于是所有人都高兴地涌到湖边。其中两个男孩兴奋地一下跳进去,也许是想游泳,结果却再也没能上来。其中一个死者是我以前的邻居,直至现在,我久不久还能在这里碰上他妈妈。”

    默罕默德一边说,一边背着双手在堤坝上来来回回地走。那被汗水浸湿的背影与缓慢的步子,使得这个28岁的年轻人看起来就像一个老头。

    我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因最美的事物而欣喜若狂的人们,因最美的事物而消逝的年轻生命。

    也许,这也是默罕默德为什么选择水利工作的原因之一吧。

    “可惜你没来对季节。你无法想象,雨季之后,这里美得就像天堂,到处是绿草与鲜花,还有各种小鸟。如果你在那时候来,我保证你哪儿都不会想去,就只想一直在这里呆着。真的。”

    默罕默德坐了下来,他那种缅怀的语气和望向湖面的憧憬眼神令人心有悸动。

    我所居住的城市有很多绿草与鲜花,可我却从没有把它看成——天堂。

    原来,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人心里,天堂,就会是不同的样子。

    回程时,默罕默德将手机音量放到最大——那是些他喜欢的歌曲,其中一首他最爱的,就是关于故乡的。我不由想起中国八十年代的一首歌——《黄土高坡》。

    无论故乡是怎样的荒凉、贫瘠,人们却坚韧地生活了一代又一代并总是为之歌唱。

    也许,天堂并不是那么高远,那么遥不可及——如果,如果你真的爱上一个地方。

    6,倾斜的时间

    回到客栈已是九点多。

    楼顶的几个人正横七竖八地躺着,双目直视天花板,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见我这么晚才回而且还哼着歌,他们“哗”地坐起来:“你去了哪里?”

    每个人的眼睛都盛着满满的期待——期待我最好不要过得太愉快。

    我简单地说了下当天际遇。当然,我没说那片曾一夜暴涨的湖水,没说,人间和天堂。

    “就凭一张相片?”几个人异口同声,一脸的不可思议。

    塞西勒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盯了我好一会,发出几声怪异的笑,然后开始捡包:“我决定了,以后我就跟定她了。她的方式我喜欢。嘿嘿,尤物小姐,明天你打算去哪?”

    “玛目撒(MARMUSA)。”我说。

    这地方是大马士革碰到的两个上海人推荐的,其中一位还将几包一路从中国带来的榨菜送给了我。

    玛目撒是一个六世纪修筑的基督教修道院。在高高的荒凉的山岗上。

    “你们一起去不?”塞西勒转过头问彼得。

    “好啊!”对方满口答应。

    简却不说话,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最后,他缓缓地说:“不——我不去。”

    我看了一眼简:嗯,艺术家就是与众不同。不过彼得可就郁闷了,他与简是搭档,搭档不去,他就也只好不去了。

    “你们会在那呆多久?”过了一会,简问。

    “不知道。”这几乎是我永恒的答案。

    “我们会再见的。”沉默了一会,简又说。

    我笑笑。也许吧。多次的行走,已让我明白,再相见是件多么奢侈的事,更多的是,永远天各一方。

    跟去默罕默德的村庄一样,玛目撒也得先转车到一个叫HOMS的城市,再从HOMS到一个叫AN-NABK的镇子,然后又是——18公里的无公车无班车路途。

    这意味着,要到达玛目撒的惟一选择只有包车。

    “怎么样?”塞西勒问。包车价格为200镑。

    “搭便车。”我头也不抬。

    “搭便车!可能吗?!”她又激动又怀疑,兴奋得像个孩子。

    我也很吃惊——这个在路上独自旅行了大半年的法国女人,居然从没搭过便车。

    当连问了几辆车都说不到玛目撒后,我们做了一件事:在路边捡块纸皮,写上大大的“MARMUSA”并画了两个笑脸。

    塞西勒说,你去站,我躲在后面。

    好吧。于是我手捧那块大招牌,像笑眯眯的弥勒佛般站在马路中间。

    这一招还真灵。几分钟后来了一个大胡子,他的不是顺风车——车正泊在家门口,但他却说,我可以送你们过去,不要钱。

    我不由想起一个加拿大华裔男人发出的感叹:难以想像!在叙利亚,连我这种大男人居然都能这么容易就搭到便车!

    那是一辆小皮卡。我们得坐在满是灰尘的后厢,但对初搭便车的塞西勒而言,这种经历“简直就像美梦一般”。

    车很快就到达山脚,放眼望去,伫立在山岗的玛目撒与灰褐的山体几乎溶为一体。

    这荒疏僻静的地方令人想起青藏高原那同样灰褐的冻土带,在那里,成千上万的僧人是如何置身于一个个狭小冰寒的洞窟,终日闭关静修,任世界如何因缘和合,四大皆空。

    这个世界,人类抵达的地方已太多太多,但我们的精神之国,信仰之国,究竟要如何才能真正抵达,才可发现那上帝赐予的智慧的本质?

    “嘿,欢迎来到叙利亚!”

    几声响亮的招呼突然出现,定晴一看,一大堆人正在山脚举行家庭聚餐。还没来得及坐下,人们便不由分说地将烤鸡、沙拉、馕和美酒一股脑地堆到我们面前。

    于是,在玛目撒的山脚,在踏上通向静修圣地的几百级台阶之前,我将一杯来自滚滚红尘的美酒,一饮,而尽。

    吃饱喝足,起身向那些好心人告辞——修道院六点便要关门了。

    然而当走到那扇半人高的小铁门面前,问题出现了:如果只是我一人,这几百级台阶不是问题,但塞西勒年已50,她的包又实在太重(天知道里面究竟有多少套服装和鞋子,又有多少堆古怪的沙子和石头),无论她还是我,都无法负这样的重量上山。

    正当我们绞尽脑汁地考虑该怎么处理这些沉重的身外之物时,一个小伙走了过来,默默地往前方一指——缆车!修道院竟有缆车专门为人们运送行李!我们情不自禁地跳跃欢呼起来,就在这空档,小伙已默默地把我们的大包弄到了缆车上。

    那是个体格健壮、有着一脸青黑胡茬的小伙,可神情却腼腆如初出闺门的姑娘。这种奇特的反差并没让他显得滑稽,而是让人觉得相当的内敛儒雅。

    行李问题解决了,轻装上阵的我们最多半小时便站在了山岗上。

    修道院的“正门”是个仅容一人并需屈身九十度方可进入的石洞,进去后再经一道窄小的木门,然后一切豁然开朗。

    一位面容沉静的中年女修士为我们简单地介绍了下情况:用餐时间、祈祷时间、休息时间等。

    这个地方,跟尼泊尔蓝比尼的韩国寺院以及印度阿姆利萨的金庙一样,一律来者不拒,无论是谁,只要还容得下,那么都可在此得到免费食宿——无论你呆多久。

    除了些关于修道院历史介绍的复印件、名信片,墙上还贴有一张“行为规范”:请节约用水,不要乱扔垃圾,如果你愿意帮助修道院,“大门”后面有个自愿供奉箱。

    虽然有此规范,但其实这一切根本没人监督更没有硬性要求。人们自会自觉遵守并做着种种力所能及的事:清洗、打扫、协助山脚的“花园”种植等等。

    各式各样的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一切却始终随意又有条不絮地运转。

    紧邻修道院边上的一个山顶平台,是此地专门的“吸烟处”——这种周到与宽容令我感到非常意外和感动。

    我们的住处是位于二层的一个有着上下共十个床位的大洞穴。跟进来时一样,洞穴的“门”也是一个半人高的小洞,只是多了一小块木板和一把从不上锁的锁。

    进得门后,在那盏昏暗小灯的照射下,我靠在石壁泥墙静静打量这六世纪的住处:没有混乱、没有缺损、甚至连味道也没有。

    两个古老得让人没有勇气去猜测年份的木柜靠在斑驳墙边——里面放着陈旧却干净的床单:如果你没有睡袋,就自己动手拿一套,走的时候,再自己动手拆下送去清洗即可。

    从大平台那可以自由取阅的印有英文与阿拉伯文的资料得知:公元六世纪,埃塞俄比亚王的儿子穆萨放弃了继承王位来履行他的宗教义务——从埃及前往叙利亚,然后在沙漠的群山中建立大量洞穴。后人又在那些洞穴的基础上建起教堂。公元十五世纪末,教堂开始没落,十八世纪,当最后一个修道士离开后,除了当地少数年老的牧羊人还记得外,这个破败的教堂便再没人知道了——直至1980年意大利神父保罗的到来。经过保罗的努力和欧盟的帮助,1991年,被遗弃的教堂终于得以再次运转。

    废墟得以重建,历史遁入沉寂。

    在这片孤悬的山岗,无论从哪个方向望去,永远都是连绵无尽的沙砾和寸草不生的荒山。偶尔,山脚下那条细带似的柏油马路可看到一两辆车驶来,将一些新世界的气息带到这片与世隔绝的天地。

    晚上八点到九点,是祈祷时间。

    壁画、蜡烛、圣经、圣像、白衣如雪的修士。人们幽灵般悄无声息地进入教堂,在某处安静坐下。

    祈祷声和赞美诗响起来了,幽暗的六世纪教堂回荡着已几近消亡的耶稣传教时期使用的亚兰语(也有译作“亚拉姆语”。《圣经》“新约”中的‘马太福音’便是以此语书写)。修士们抑扬顿挫的声音在寂静的空间时而回响,时而沉落,气氛神圣庄严得令人心颤。

    约半小时后,所有烛光熄灭,所有人类的声音停歇,无边的黑暗与沉寂里,惟一的声音就是风——风吹着教堂古老的小木窗,吱呀吱呀地开合。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萧声突然从某处传出:低沉的、苍凉的、悠远的,然后,一切重归寂静。

    “与我们的列祖一样,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如影,不能长存。”(《圣经》“历代志上”)

    我聆听着、默想着、也——休憩着。

    那个时刻,我仿佛失去所有重量,仿佛受到催眠——我仿佛根本不是一个来自21世纪的中国女子,而是,存在于千百年以前并依附在历史另一端的羊皮纸卷上。

    入夜的世界深且寂然。

    那晚在大洞穴居住的只有我与塞西勒,另外一些人,也许由于久居此地,分布在其它小一些,但设施更齐全的洞里。

    当然,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在修道院外的任何地方住。比如那个呆了一个多月的沉默寡言的意大利男人,他就直接睡在山间的某块岩石下,每天爬山时我们都能看到他绕着山一圈圈地慢跑。

    这些从世界各地而来人们,我不知他们究竟寻找什么或已寻找到什么,正如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寻找什么或已寻找到什么一样。

    由于疲累,那晚早早我便上床了。

    熄灯前,一只蝙蝠从穴顶一掠而过,然后消失在某道缝隙。

    对我而言,见过的所有动物里,再没有什么比蝙蝠这种奇特的翼手类哺乳动物更不具体和神秘的了。它们沉默寡言,栖息于孤立的地方,它们在黑暗中自由地飞,永远不碰触什么,也永远不下地。它们的灰黑身体在融入深而透明的空气时,焕发出一种根本就不属于哺乳动物的力量:一种由阴郁、孤独开展而成的力量。我从不知它们从何而来,也从看不到其结局。

    那晚,不知什么原因,我睡得并不安稳。

    整个晚上我都被一个噩梦紧紧缠绕:我梦到一个人,他一边杀人一边大口啃噬血淋淋的残肢断体——那些血,河流一般直漫到床头。整个晚上,我都感到身体被什么割着,那东西将我割出一道道口子,肌肉因紧张而僵硬,我感到某些东西(也许该称之为灵魂)正从那些口子逸出去……我就在这种可怕的窒息中时醒时睡——甚至醒来时,我似乎仍能嗅到那刺鼻的令人恐惧的血腥味……

    这种痛苦持续了一整晚,然后,随着黎明的到来,另一种痛苦袭来。那是种身体疲乏到极点的痛苦,一种既甜美又恐怖的虚无。这虚无使我任凭理性从容不迫地从那些口子溜走,之后,是一种奇特的放纵,一种意识错乱——肉体正以一种绝对的、极度自我的方式讲叙一切:紧张、疼痛、绝望、以及就像如注的泪水般不拘形式的欣喜若狂……

    我想到了爱伦· 坡,想到玛丽·雪莱,想起作家笔下那些黑暗、凄凉的景致,那些缓慢、悲伤的身影。这身影揭示了孤独——不是一个人,而是所有人的孤独。

    天亮了,我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洞穴上方透进一线孤僻阴沉的光——直探墓穴深处。

    “睡得好吗?”塞西勒起来了。

    “不太好,做了个恶梦。”

    “天啊,这真不妙。不过我更惨,一晚都没睡。我感到害怕极了,也不知为什么,就是怕。简直是怕得要命。”

    正如塞西勒不知为什么会怕一般,我也无法解释那个梦,无法解释整晚那种阴郁得几近颠狂的感觉。我从没做过这样的梦,从没在肉体历经了一番重大的不安和骚乱后,竟感受到那样一种震颤的平静,就仿若疏离的边缘人终于找到了归依。

    离开洞穴,我们走向山间。

    上山是有路的,但我们却选择已然干涸、滴水不剩的河床。

    山上并没什么特别的风景——山的存在之本身,就是所有风景。

    与修道院毗邻的另一座山,一个小洞穴里放着个石雕圣母子像,一条小蛇轻盈地从圣像边婉延而过——在这古老的地方,这难得一见的鲜活生命仿佛在向我们昭示——它那被驱逐出伊甸园的远古先祖的神秘传奇。

     阳光炽热,携着沙尘的大风在耳边呼啸,我精神抖擞地翻山越岭——在这荒疏的夏日山间,我那在夜间逃逸又归来的精神洁净且充满活力。

    一天连爬两座山——这可害苦了塞西勒。第二天她几乎是连路都走不动了,不过对此她毫不介意,对她而言,不能说话才是真正的酷刑。

    回去的路上,经过一个正在修筑的“凉亭”——原来柏油马路不仅只修到山脚,而是直达山顶。

    边上的工人说,随着访客越来越多,这样的“休闲观光台”是必要的。

    神的居所,原来离不了人间烟火。

    回到修道院适逢晚餐时间。

    在那位总是满面笑容的阿拉伯大胡子敲响的暮鼓晨钟里,人们纷纷从各个洞里钻出来,一如既往地排队候餐。

    那天新来了一批访客,于是队伍很不规范地排成了“人”字。我当时排在“人”的左边,一边想着点儿心事,但渐渐地,我开始觉得不对劲——怎么好多排在后面的人都领到餐了却还没轮到我。

    回头看了看——不知何时那“人”竟成了“一”。也就是说,除我之外,其它人都不知不觉地移到“人”的右边去了。

    又好几个后面的人先我领到餐了,当塞西勒出现,我便站到了她身边。可这没心没肺的家伙,却竟在此时开了个不合适宜的玩笑,她说:“你这个坏东西!居然想插我的队呀,哈哈,还以为我不知道!”

    “对呀,她真是个典型的中国人!中国人永远都是这样子——插队!”一个西班牙男人马上接过塞西勒的话。

    我愣在那里,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

    “典型的中国人!总是插队!”对方又重复了一次——他看我的眼神就像大义凛然的天国判官在审判罪孽深重的世人。更不幸的是,可以同时与五个人聊天的塞西勒又正跟身后一个刚认识的法国小伙聊得热火朝天,完全没发觉她可怜的一脸苍白的朋友正在受怎样的煎熬——直至饭桌边寻我不见,她才跑过来将我一把扯走。

    那天的饭,是塞西勒挤进队里帮打的。

    从头到尾,我没说一句话,也没做任何解释。

    我只是在吃饭的时候,一眼不眨地盯着坐在对面的那个西班牙男人——那个,用那样的语气说我,说中国人的男人。

    我一直盯到他再也无法回视我,盯到他,一吃完就马上离桌。

    当然,后来那人知道了原来我跟塞西勒是朋友,知道了,“这个典型的中国人”并不是个插队者。

    我什么也没说,但那个晚上,我流泪了。

    在床上躺了许久,然后,我鼻音浓重地问塞西勒,法国人是什么样子。

    她说,她不喜欢法国人,因为在法国你永不可能去搭顺风车,不可能随便一个招呼就有人让你吃,让你住,为你带路。法国人与人之间,冷漠得很。

    这种与社会和同胞间的疏离与格格不入,我深有体会。如果当时身处国内,那样一句言辞也许不会令我生出如此激烈的情绪反应,但,在那里——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我突然一下明白:越是属于少数族群的一分子(这里的少数,不是指中国人少,而是指以这样方式旅行的中国人),便越不会背叛它,便越会坚持做自己。

    也是那次经历,让后来的我理解并谅解了许多以前不曾理解和谅解的事。

    第二天清晨,那个西班牙人见到我,马上殷勤地用生硬的中文说了句:“早上好”。

    我没吭声,也没有笑。

    下午,他离去时,又殷勤地用生硬的中文说了一句:“再见,祝你平安。”

    我仍然没吭声,也仍然,没笑——我就是这样固执,这种讨好对我没用。

    我知道那个男人到过中国。但,中国不仅仅是万里长城京剧脸谱和书法,更不仅仅是,自私奸诈。

    中国,和这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一样,有着自己的不幸与幸运,有着自己的伟大,与幽暗。

    我们在玛目撒住了三晚。

    第四天,当我们背着包,钻进山脚那辆票价为80镑的“旅游大巴”时,我不禁回了一下头:暮色四合中的修道院就像个孤独的了望台。

    然后,随着一个拐弯,时间突然倾斜颤抖——就像那蜕掉旧皮,既没有手可握也没有角可纠的光滑蛇体一般——只一瞬间,玛目撒——那个古老的旧世界,便如海市蜃楼般消隐无踪。

    7,青苹果之味

    又回到了大马士革的“阿拉伯宾馆”楼顶。

    经过一张床时,我一眼瞥见一个蓝色背包露出的半张地毯——那是彼得为他未来的客栈买的。

    不一会儿,两个啃着鸡腿三明治的男人晃晃悠悠地出现了,再过一会,一个大声哼着歌的大胡子也上来了——简说得没错——我们会再见的。

    就这样,在叙利亚的另一座城市的另一个楼顶,小别重逢的五人一致决定:这最后几天,无论如何谁也不可以擅自脱离集体。

    我记得那些日子。

    一帮人在街头巷尾漫无目的地游荡,偶尔,我们会分别消失几分钟,当再出现,彼得会露着一对虎牙高举着一张印有萨达姆头像的货币,孩子气十足地叫:“看!看!”那个倒霉的伊拉克前总统生前怎么也不会想得到,在历史对他开的恶毒玩笑里,有朝一日自己的头像竟会成为一个加拿大青年兴高采烈的收藏品。

    里昂则摇头晃脑,一边哼哧着什么歌一边告诉我们——他刚才在某个茶馆听了一段多么精彩的中东手鼓。

    “年轻人,不要着急赶路,否则你们会错过很多美好的东西的。”他说,然后笑眯眯地抚抚大胡子。

    塞西勒,有时会哈哈大笑地突然变出一只香喷喷的烤鸡,有时则神秘兮兮地将一个什么塞进我口袋,掏出一看——一小瓶精致又芳香四溢的玫瑰香油。有一次她消失了许久,以至我们都绝望地打算张贴“寻人启事”了,结果却发现前面有一堆人水泄不通——她竟然在大街上扮起“卓别林”来。

    遗憾的是,大多围观者都对这位外国街头艺术家持“同情”态度,他们一边摇头,一边低声说着什么。

    “这些人怎么没有一点幽默感的?”当我红着脸像小偷一样快速将她从人群中拉出来,塞西勒瘪了瘪嘴,说。虽然如此,后来她还是又在另一个地方“表演”了一次——那次有人笑了,还有点稀稀拉拉的掌声。

    简,那个看上去总是若有所思的小说家,每次掏出的东西不是烟丝就是卷烟纸。他将烟卷好,微笑地递给我,我吸一口,递给彼得,彼得吸一口,再递给他。

    至于我,则断断续续地说一些小插曲:坐在小摩托上的一家四口是如何加大油门冲到面前,只为了齐声对我大喊一声:“你好!欢迎来到叙利亚”,或是某个商店,有把什么样的好刀,等等。

    我记得那些日子。

    记得彼得总是趁人不注意将一小块冰塞进我脖子或是将写有价格的标签贴到某人背上;记得里昂翻开那本又大又厚的日记,告诉我们哪些文字已被杂志采用,哪些正在成形中;记得塞西勒在一个又一个的晚安亲吻后,是如何把她的床整理成一个微型蒙古包——她把所有空床的枕头收集起来,垫在犯毛病的腰上,然后带上眼罩与耳罩,像只北极熊般在高高隆起的被子里一动不动……还有简,总是将自己的毯子丢到我床上,自己却毛衣外面套着短袖,长裤外面包着围巾。而我,清晨醒来,第一件事便是悄悄地把毛毯盖到那两个缩成一团,总是睡懒觉的年轻人身上。

    我还记得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十几张床不得不齐齐移往中间拼成一张“国际床”:中国、英国、韩国、加拿大、法国、南非、日本、德国……不同的国籍与肤色,就那样平等友爱地肩并肩。

    那是一个炎热的白天。

    我们走了一小时路,来到申请参观戈兰高地的办事处。

    “你们是一个旅行团的?”那位看上去脾气很好的办事员在看了我们那盖着形形色色印章、颜色各异的护照后,狐疑地问。

    “对!”五人异口同声,铁板丁丁。

    办事员又看了我们几眼,不出声了。十几分钟后,他微笑着拿来一张通行条:“本该一人申请一张的,因为你们的护照各不相同,不过,既然你们是一个团体,只需一张申请表就行了。”

    那张通行证,就像那晚的“国际床”一样,来自五个国家的五个名字整整齐齐地并列在一起。

    经过几次转车,我们来到那飘扬着叙利亚国旗的高地入口。

    这片与以色列接壤、可以俯瞰以色列加利利谷地,有公路直通大马士革,第三次中东战争被以色列军占领,第四次中东战争又被叙利亚夺回部分的土地,直到如今,仍是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之间的心腹之患。

    根据1992年9月俄罗斯提出的撤军计划,戈兰高地分别由叙利亚、以色列和联合国控制:百分之六十领土属叙利亚,百分之二十由以色列租借90年,其余部分作为军事缓冲地带交给联合国维和部队管理。

    但叙利亚拒绝了此计划并强调:“只要有一寸阿拉伯土地被以色列占领,就不可能在阿以之间实现真正的和平。”

    你的西域。我的东土。不断的战争并没有提升人们对仇恨的免疫力。

    一个看上去有些无精打采的男人看了看通行条,提出我们只能呆在车上,以跟车绕行的方式游览。

    简拒绝了——这位儒雅而倔强的小说家,不仅早就阅读过戈兰高地的详细资料,还清楚以前来此的游人,只要有官方通行证,是可以步行入内的。

    男人很不情愿。天气太热。也有可能,是对这种重复地带领外国人观看废墟的工作感到厌倦。

    面对简的坚持,男人没再说话也没什么表情,但似乎是妥协了——他晃了一下脑袋。

    我们迈进铁栅栏,两辆维和部队的军车从身边呼啸而过。

    空气滞热沉闷,投射在路上的身影在强烈的阳光下显得无比清晰。

    那天的参观者只有我们五个,那个心不甘情不愿的值班者,则像影子般不远不近地跟着。

    在黎巴嫩,我看过数幢千创百孔的大楼和一座被炸毁的桥梁,但这里,是一整片——范围大到两个小时都无法走完。

    倒塌的房子、裸露的钢条、被炮火轰出一个个大窟窿的墙、落满碎石的清真寺、锈迹斑斑的铁丝网、摇摇欲坠的楼板……一些墙上画着飞机和大炮,一些墙上画着带钢盔的人,边上用英文写着:“为了解放而斗争的年轻革命战士!”

    这是一片空荡的土地,或说,是被弄空了的土地。尽管它曾经也许很丰饶,很美,但如今却再看不到任何生命迹象。这是一个死了的地方——一迈进栅栏,就能让人产生这种感觉——太阳有多强烈,这个地方离生命就有多远。

    走到一片有着棵歪斜大树的废墟时,身后的男人突然出声了:“这是一所幼儿园,当时孩子们正在里面玩耍。”

    我转过头,看到的却是一张漠然的脸。这个男人,我不知他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每天守着这些、看着这些、经过这些。偶尔,停下来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说一句:“这是一所学校”、“这是一家医院”、“当时孩子们正在里面玩耍”……

    这些突然蹦出的话语意味着什么?而除了沉默,我们又能说些什么?

    经过一扇被炮火轰黑的卷闸门,我看到一张相片:五官被刺刀或是玻璃划得面目全非,只剩脸部轮廓和一头漂亮卷发。那个相片上的女人,我永远都不会知道她是什么模样,也永远不会知道,她都经受了些什么。

    这世上,并不仅仅只有子弹、匕首才能杀人,有时候,一个眼神、一个简单的发音、一张相片也能将人置于死地:人们的手在伸进废墟的同时,也伸进了往昔那些妻子和孩子埋头吃饭、父亲看着儿子入梦的令人心颤的记忆里……

    一张相片。一场瘟疫般蔓延的暴力。一个漫长又辛酸的洗礼。

    太阳开始西下。

    回程途中,我似乎感到有东西正在击打自己。那是样锐利而没有护鞘的东西,它使整个世界都浓缩在那些沉默的残垣断壁和扭曲的铁丝网——浓缩在虚空之中。如果说那刻,那些人(战争中的死者)在此重现,我也不会感到太惊讶——这个地方离生命实在太远了,死者回来,也合乎情理。

    第三天,也就是在叙利亚的最后一天,所有楼顶爱好份子一致决定泡吧。

    人们总是喜欢在乐声和酒精中道别,似乎那样别离便能隐而不现,而实际上,当乐声响起,杯盏相碰,别离便已触手可及。

    我们再次说,五年后的同月同日重逢。五年,很长,也很短。我不知道五年后自己的生活会怎样,但如果他们守约,我也会。一定会。

    那晚,我跟塞西勒跳舞了,跟当地人一起。

    我并不羞涩。

    我和彼得在白天跟简打了个赌,结果我们输了——各输给简一瓶啤酒,但后来,那些酒,我们是一起喝的。

    我一直紧握杯子,直至寒凉的玻璃在汗湿的手心渐渐温热。

    酒吧充满欢声笑语,我却觉得自己正坐在一个遥远的地方,静静的看着这些萍水相逢的人们: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从面前无声走过,渐行渐远,渐渐消失……只有我不曾移动,一直坐在原地,一直……

    我们无论从再远的远方来,到再远的远方去,都不过是在划一个相同的永恒的圆。

    孤独已不具意义。它就是生命本身。

    一行人笑笑闹闹回到客栈,已是凌晨三点。

    在酒精的作用下,彼得和简疯狂地敲击大门,里昂则放声高歌——我和塞西勒既没有阻止,也没提及任何可见世界应有的礼仪与风度。

    我们只是把灯关了,让几张不悦的面孔消失于朋友们神圣的歇斯底里和茫茫夜色中。

    那是遍布划痕又完整无缺的一天。

    晚上有些冷,塞西勒逼我穿上她的外套。彼得和简在细雨沥沥的阳台上抽烟。

    我醒着躺在那里,一只黑猫悄无声息掠过棚子,然后穿到床下。

    侧过身,旋亮小手电——我想写几句什么,结果摸出的是另一样东西:一个青苹果——它已在包里放了两天。

    这些天来,我买过不少水果:石榴、香蕉、葡萄、桔子。我们总是像分享香烟一样有福同享。这个苹果,由于那天一时找不到刀把它分成五份,便搁置下来。然后我便忘了它。

    拧熄那小小的光亮,我打消了写任何东西的念头。

    我把苹果重放回包里。

    第二天,在那辆开往安曼(约旦首都)的班车上,我像个孩子般趴在座位,双手和脸贴在布满缕缕雨痕的车窗,直至再也看不清任何一个人的脸。

    然后,我拿出那个苹果,像攥一枚珍宝般紧紧地攥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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