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湘西之子-梦念我的老师

    湘西之子向培良,是民国时期的一位文化名人。

    那年,我在湖南黔阳一中读初中二年级时,开学不久,在教室走廊间,看见一位身材较矮的老者,平头短发,已点点斑白,身穿长袍,戴着一副深红黑色大宽边老花镜,一手拄着黑黝黝的自由棍,一手拿着一个烟斗,俨然一位学者,只是稳健的步履显得十分缓而慢。有时,在夕阳落幕的操场,见他孤独的身影在跑道上移动着。那含在嘴上的烟斗正冒着一缕青烟。多少回遇见这样的情景,当时我也没多加思考,只知道他是教高三年级文学课的老师。一日,我们的文学课老师生病了,教务处说由向老师代课。是哪位向老师呢?我们班很吵,有那么几个调皮者秩序很糟,曾经来过代课老师,都说上不好课,被吵怕了。我想,这次只怕代课老师也对付不了吧。那天,上课钟声停了,教室里还在一片闹哄哄的。谁料,当代课老师走进教室,全班突然安静下来。啊,我一眼认出他,不就是天天见到的那位老者吗?他拿着讲义夹,满脸微笑。他没有走上讲台,而是拄着自由棍,慢慢走近前排的学生座位旁,扫视了全班学生一眼后,只说了声“同学们,这几天由我上你们的文学课。”声音很宏亮,带有浓厚的黔阳安江地方音。那堂课是教岳飞的爱国名篇《满江红》,同学们很安静,因为向老师是在用心灵发出的音韵唱出来的,满脸红光荡溢着无限激情,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几天后,在讲授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时,向老师低沉而严肃的语声讲得不多,只作了一点简单的课文介绍后,安排大家自己默读领会。下课后,有同学悄声说,课文中的“叭儿狗”指的就是向老师。哦,原来我这才知道向老师就是向培良。

    向培良,黔阳县i沙湾人。鲁迅的学生、挚友,现代著名作家,剧作家,美学家,翻译家。1923年,向培良考入北京私立中国大学,后转入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在大学读书时,即从事文学创作,是“狂飙社”主要成员,后又参加鲁迅主办的“莽原社”。鲁迅一直是十分器重向培良先生的。鲁迅曾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演讲,向培良作记录,并以《记鲁迅先生的谈话》为题,在《语丝》上发表。鲁迅的那次讲话很重要,幸有向培良记录,保存下全文。向培良曾在这篇《记谈话》一文中写道:“人们一提到鲁迅先生,或者不免觉得他稍为有点过于冷静,过于默视的样子,而其实他是无时不在充满着热烈的希望,发挥着丰富的感情的。”当《狂飙》社成员为“莽原社”退稿的事同鲁迅闹翻后,鲁迅激愤下曾骂过狂飙那一群人,并说“除了向培良,都是骗子”这样的重话。从这里可以看出向培良曾与鲁迅之间一直保持着深厚的情谊。

    鲁迅曾对向培良寄予希望。可是,由于他曾与鲁迅在文学观点和生活中发生了一些矛盾,产生了误解等种种原因,师友之间便留下了很深的恩怨。这在黔阳县邓宏顺先生的《鲁迅与学生向培良的恩恩怨怨》一文里,有详细叙述,在此,不再重复。近日北京的《.团结报》文史副刊上,张光茫先生的《鲁迅的笔墨官司》中说“鲁迅先生一生笔墨官司无数,这是由鲁迅的性格决定的。说实话,对于跟鲁迅打笔墨官司的那些人,我也一向是很景仰的。比如梁实秋、马寅初、胡适、林语堂、周作人等。”向培良自然是其中者。当时,鲁迅已经是文坛上有影响的人物了,骂人过后,他从不记个人恩怨,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无聊的纠葛。如郭沫若,也是被鲁迅骂过的,但他能理解,后来并说:“鲁迅之骂出于爱,他是爱后一代,怕他们沾染了积习,故不惜呕尽心血……”不少青年作家,甚至被鲁迅痛骂过的人,都走进了“左翼”的队伍。而向培良年轻气盛,也没有理解鲁迅为人的脾气和对年轻人的希望。还痴迷不悟,坚持个人观点,以至后来,背道而驰了。

    解放后,向培良也就一直被埋默无闻,没有被人关注过,对他的研究也就几近空白。1945年,沈从文在《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中说:“民国十五年左右,革命前期,中国一般思想新旧的矛盾对立,以及其不自然混合,形成文学运动的一种新要求。这要求在北方产生若干小文学团体,狂飙社是当时比较泼辣有生气的一个小团体。湖南黔阳人向培良先生,是那个团体中写批评有希望的一位。可惜因时代变动过剧,还得不到较好的发展,团体一分解停顿,个人也埋没无闻了。”

    向培良真是“叭儿狗”吗?那天我抱着怀疑去书店和图书馆查阅了鲁迅全集,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后,对“叭儿狗”的注解,确是写着“向培良,湖南黔阳安江人”,并附有简介。这是五十年代出版的书。以后,我又特意查阅了五十年代以后出版的鲁迅全集,这才发现对“叭儿狗”的注解已经删除了。在读鲁迅的一些杂文中,知道鲁迅笔下的“叭儿狗”形象并没有点名点姓的涉及到个人,只是把为替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效劳的买办文人之流称为“叭儿狗”。鲁迅是在1926年1月的《莽原》上发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当年向培良是《莽原》社的主要成员之一,又是主要写稿者,与鲁迅关系很好,那年,他不可能被指骂是“叭儿狗”。那是鲁迅针对林语堂和周作人的一种迂腐腔调而写,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叭儿狗”,林语堂对此也无话可说,称鲁迅为打狗英雄。鲁迅曾针对向培良一类也写过“叭儿狗”,不过是在“费厄泼赖”之后的事。那是1929年向培良在上海南华书局任总编辑,创办《青春月刊》,做主编,出版了《人类艺术》一书,公开提倡“为人类的文学”主张,反对有阶级的艺术的存在。鲁迅先生看到过去那样激进的向培良,一下提出这种文学主张,1931年,鲁迅在痛骂高长虹的文中,也批评了向培良的这种错误观点,向培良不接受批评,公开骂鲁迅,为此矛盾才不断激化。向培良回家乡教我们书的时候,我和同学们并不认为他是“叭儿狗”,都感到他是一个德高厚望,才学很高的老师。我想,名人之间,特别是年轻人,大都有一股盛气凌人的傲劲,过去文人之间笔墨激战,如今的名人和文坛大家,不也是笔墨官司不断,在报刊上你来我去的吵吵闹闹吗?别说是在那非凡的革命动荡时期,文化大革命时的文人又如何呢?文艺思想论争没停过,文人也是对骂不歇。如果气量大点,又何不可?在这点上,向培良忘了学生、师友之情,心胸狭窄,不再接受鲁迅的正确意见,人生如此走错一步棋,实在是难以挽回。

    1948年初,向培良回到家乡了,先后在几所中学教书。一次,同班好友向业邀我去他家玩。那天,刚走进他屋,迎面遇到一位老者,向业说“这是我伯伯”。啊!这不就是向培良老师吗?真没想到眼前的向培良,竟然是我同班好友向业的伯伯。我连忙喊了声“向伯伯好”。他没说什么,只是微微点头一笑,满脸和蔼,并朝我轻轻“呵呵……”几声,就走过去了。恍然惊悟间,我问向业同学,“向老师是你亲伯伯?”向业点点头。那年,我们同住在黔阳安江镇的一条小街,小街原本就很冷静,一条窄窄的高低不平的路,雨天是泥,晴天是灰,每到傍晚,一片昏暗。向培良晚年的故居,就住在这条小街的八岭岗。一家独住的木板屋只有两层,已很陈旧了,木屋紧依畔沅江,屋周围是一片柑桔园,时尔能听到各种鸟呜声从绿林中传出。每次傍晚我找向业去玩,远远就看到向老师的小阁楼那窗口泄出一线微弱的灯光,走近,时常听到向培良老师唱诗的声音。有时向业带我上楼,一间不足8平方米的小阁楼,很幽静,静得周围没有一丝干扰,一扇撑开的窗户嵌进了沅江的云山和古塔,近处的一片绿林送来桔香,阵阵风儿也总是送来一缕一缕清凉。室内一张很简易的单人木板床,床与窗之间是一人高的书架,当时,向业指着那一排排书,很骄傲地对我说,“这是我伯伯写的书,有剧本、化妆。”那时我并不懂文学,也不懂那些历史,没有过问他伯伯的经历。记得,向业曾经送给我一本他伯伯写的小说《飘渺的梦》。文革中我在长沙工农兵文艺联络站工作时,这本民国时期出版的书,连同黔阳民国时期作家,张天翼的学生向小韩送的《锈剑》、《雪峰山下》都丢失了。很遗憾,现在只能在网上的孔子旧书店可以找到。当时眼前的一切,都已成了天边一片淡淡的浮云而过。

    现在有许多论文,对上个世纪因为种种原因被人遗忘的艺术家,做了许多钩沉研究工作,开始复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呵!

    近年来,对向培良的研究逐渐出现在一些报纸期刊上,虽然不是很多,但也表明向培良开始得到了戏剧界的关注和重视,有的大学的戏剧论文,在对向培良的戏剧有了专题研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如,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的一书《向培良的戏剧理论与艺术实践及其外来影响》,作者宋宝珍在《残缺的戏剧翅膀》论文中,运用了戏剧学、文艺学、比较戏剧学、文艺心理学等理论观点,对向培良在戏剧领域的成就做了一个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以此展现他在现代戏剧理论与创作实践方面的独特贡献,并对他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地位作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上海戏剧学院2006年第1期出版的《戏剧艺术》期刊上,作者洪宏在《论向培良的戏剧创作》说,“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向培良是一个有着独特个性的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终其一生,他以大部分精力投身于戏剧领域,留下了数量丰富的著述。”焦尚志作者的论文《“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戏剧观念的确立》中写到:“在‘民众戏剧社’之外,信守现实主义戏剧观念却持论独特的,是向培良,他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戏剧评论家之一。他写的《中国戏剧概评》是较早出现的批评新兴话剧的著述,是早期中国话剧史研究的重要收获。”这时期,向培良有才既有勇气,对陈大悲、熊佛西、丁西林、郭沫若、田汉、郁达夫、陶晶孙、王新命等剧坛活跃的主要作家,进行了逐个点评。他认为戏剧应该是“人类的心灵深处和灵魂底隐微的艺术”。1931年,向培良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戏剧之基本原理》中说:“在表演中间,最深沉的,就是最能够在观众中产生最大的印象,也就是有着最完全的艺术价值的,却是动作的韵律。……表演的中心就悬在动作的韵律上。”可见向培良是一位对戏剧研究十分广泛且深入的戏剧家。30年代初,向培良主编《青春周刊》,后又在此基础上组织“青春文艺社”。他提倡新文化,主张抗日救亡,赞成文艺反映生活,反对读经复古,并为这些观点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与作品,除了小说,译文,他在戏剧方面的著作就有:《光明的戏剧》、《沉闷的戏剧》、《不忠实的爱情》、《离婚》、《黑暗的红光》、《紫歌剧集》、《戏剧长征集》、《继母》、《彪炳千秋》等20多部,戏剧理论有:《中国戏剧概评》、《戏剧之基本原理》、《导演概论》、《舞台色彩学》、《舞台服装学》等。他的研究范围涉及戏剧理论、戏剧创作、戏剧表演、戏剧舞台、戏剧批评。抗日战争时期,他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和文艺救国,赞同文艺反映生活,主办上海大戏院,兼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抗战时期,先后担任南京国立戏剧党校研究实验部主任、国民政府第一巡回戏剧教育队队长,国民党中国万岁剧团团长。

    解放后,刘绍棠主编,由农村读物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中国乡土文学大系·现代卷》,还选了向培良的短篇小说《在堤上》。向培良隐居在柑桔林中冷冷清清的木板小阁楼里。一次,我在向业家玩,他告诉我,他伯伯还有许多朋友在中央工作,郭沫若托田汉写信给他,邀请他赴京共事,可是向培良婉言谢绝了(这一事实,在后来我收到的黔阳一中校庆历年教师名录中,对向培良赴京共事一信有过介绍)。他不去,实则是有难言心中之痛呵。他深有感慨地说“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是啊,向培良老师如此催人泪下的肺腑之言,令我振憾,我想,如果鲁迅在世,也一定会谅解他的学生向培良。

    是的,就在向培良的晚年时,灾难又降在他头上了。一夜间,学校在学生中传出一个不幸的消息,说有几位老师被划为右派分子了,其中就有向培良。以后又被打入历史反革命的深渊,被判刑10年。当时已有58岁,却显得比实际年龄苍老多了。两年后,听同学说向培良在劳改农场因病而逝,也有不少同学说,是劳动改造中,在雪峰山上挑公粮累死在山路上。这些我没有查证。因为我的同班学友向业已迁居贵阳,听说后来是在贵州师范中文系毕业,留校教书,我们早已失去联系。几十年过去了,始终没见到有向业同学对他伯伯晚年生活的回忆文字。想必是其伯伯令人伤感的复杂关系,晚辈也一言难尽吧。

    历史一去不复返。向培良去逝13年后,也就是1979年12月,当地法院终于为他彻底平反。向培良回到家乡教书后,一切是那样平静,悄无声息。对于他回乡后的内心世界,由于我当时年少无知,不够了解,只知其表面的孤寂、冷清。

    至今,梦中常常回忆起我这位语文老师向培良的晚年之景,眼前就浮现出黔阳巍峨的雪峰山、滔滔的沅江浪、墨绿的桔园旁那栋小阁楼和那扇窗棂流露出微弱的灯光,尤其是向培良老师那熟悉的宏亮声音,时常萦绕在我梦中。

    虽然时代变化不同,对历史评价也有所不同,湘西之子向培良,无疑,是湘西历史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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