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文学走向何方?

    有人用“行万里路,出一卷书”来指代行走文学,这类图书正成为眼下文坛的一种时尚,且在市场上走势不错。去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组织古清生、林白、何向阳等8位作家“走马黄河”,其作品日前已结集出版。余秋雨的《千年一叹》如今在北京图书大厦散文诗歌排行榜上仍名列前茅。唐师曾的《我钻进了金字塔》,1998年至今已连印了14次。

    行走文学成时尚

    “行走文学”由来已久,上溯到我国先秦时代的采诗官、明代的徐霞客,都可以说是“行走文学”的代表。这一传统在西方国家也得以发展,安徒生、聂鲁达都是“行走文学”的受益者。

    云南人民出版社可谓国内“行走文学”的首创者。1999年,该社组织了阿来、扎西达娃等7位著名作家,分7条路线走西藏,推出了“走进西藏”丛书。去年,又动员了云南的8位作家进行“解读云南民族文化千里行”活动;去年9月份,云南人民社“乘胜前进”,又力邀贾平凹、徐小斌、刘亮程、虹影、赵毅衡、邱华栋等9位名作家“游牧新疆”,并打算出版《游牧新疆丛书》。在今年春节的前几天,一本叫《一路奔走》的书在市面冒出,这是作者关山自199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自费旅行一年,行程4.6万公里后出来的产品。在此之前,还有刘以林的《开车走中国》。在新闻界活跃的编辑记者也有诸多的作品,包括曾做过9年编辑的柴火的《魂系罗布泊》、羊城晚报记者熊育群的《走不完的西藏》、新华社记者唐师曾的《我钻进了金字塔》。

    去年,鹭江出版社邀请葛剑雄、周国平等学者同南极科考队同行的“人文学者南极行”活动,把行走文学推到了极致。

    行走为什么

    中国青年出版社黄宾堂认为,文学应该“行走”起来,走出书斋,走出思维的栅栏,走向自然和生活。这种行走,绝不是一般的旅游玩乐,它是身心的投入,是对内在激情的唤起,是为激情和生命而行动起来的姿态,会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动力资源。同时,博库网站与中青社一起设立“行走文学”网页,适时发布作家们传送回来的大量鲜活的文字和图片资料,成功地尝试了传统出版与现代科技网络联手共同开发同一出版资源,进行了一次立体的、全方位的、崭新的出版运作方式。

    牵动这些作者们出走的原因何在呢?青年评论家李敬泽曾参加“走马黄河”,他说:“关于行走文学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去的时候并不是扛着‘行走文学’的旗帜。其中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个人经验的拓展,尽管我们在大都市中接受各种信息,无论是遥远的还是身边的,但难说是经验上的认识;从写作来讲,这是从很独特的角度出发,我以前写东西比较书面化,在文本上下功夫,也精致,但毕竟是在书斋中写出来的,这和个人经验是否充实有关系。我在写黄河时感觉到很充实。行走的意义对我具体来说,是教会我对生活的差异性和丰富性的高度尊重。”关山说,触动他要出去游历的,是他1997年在西北的一次旅行。那次旅行使他真正接触到劳动人民的生活。在行走的过程中有了自己的体验,使身心两方面都得到锻炼,是自己成长的必经阶段。身为学者的余秋雨则认为,今天的年轻人应当学会实地考察而不是坐而论道,或者做那种抄来抄去、从文本到文本的写作。触动《开车走中国》作者刘以林出去走的,是追求独立人格的奢望,他说,一个人远行,走之前连自己也担心会孤独,带了很多CD、磁带、图书。但一上路,大地的美丽便会轰然而至,这是平时开会出差看风景时绝对感受不到的。

    《魂系罗布泊》的作者柴火,是1997年春天看到《北京晚报》刊登的中旅总社要组织“首批百人徒步穿越罗布泊荒漠特种探险团”的消息,怦然心动地走出去的。

    “快餐”还是“大餐”

    像任何一件新兴的事物一样,人们对行走文学同样有不同的观点。赞成者认为,行走文学抛弃了目前过于书斋化和私人化的写作倾向,这种行走,不是一般的旅游玩乐,它是身心的投入,是对内在激情的一种呼唤。这种行走,不一定都是传奇和历险,而是去吸纳生活的丰富,体味鲜活的气息。对于多数作家来说,极具挑战性。云南人民出版社张维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题材以资源性为多,精品较少,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这对出版社的发展很不利。在“创造太阳”的出版理念指导下,他们结合自己的出版优势,组织“行走”活动,为出版社和作家都提供了一个新机会。

    也有人提出担心,如果仅仅是以形式作为号召不会持久,关键是行走过程是否给作品注入了新的活力,用心行走的作家,作品中会有所体现,也会在生命过程中留下痕迹,对写作留下思考和帮助,对丰富心灵有极大的好处。但当前文坛的“行走”活动颇有“克隆”意味。与其说“行走文学”是在文坛兴起,不如说出版社是“行走文学”的真正发起者和主持者。这样的出游是由出版社提供资金,按出版社的写作要求来进行的,这就让人生出了一些疑问:作家们在“命题作文”中,能否毫无束缚地写作?在短时间里出书的方式,作家能否来得及作出真正有价值的思考?“行走文学”是只求速度不求质量的“快餐”,还是有持久魅力的美味“大餐”?事实上,由出版社决定选题、确定路线并提供费用的“行走文学”,不仅有“命题作文”的色彩,而且参加者要为出版社的投资效益作些考虑,也不可避免地会在不同程度上迎合市场的需要。

    “行走文学”当然也可以点缀文坛,甚至还可以为策划者赚上点钱,这无可厚非。但是,既然是文学,作为读者,也完全有权力要求我们的“精神食粮”除了口感好一些外,还要更富有营养。这种“行走文学”毕竟是策划出来的,多少显得有些浮躁。作家出版社白冰说,“行走文学”是一个不错的思路,关键是怎么走,有怎样的套路。如果有好的选题,我们可能也会尝试,但是我们不会出版套书、丛书。这样的“行走”不能太多,要注意保持新鲜感。组织作者“行走”的出版社需要不断创新。

    “文学”能在这种形式的“行走”中走多远呢?如果作家不能义无反顾去面对生活中那些更为严峻的命题,如果出版业不能积极地扶持那些沉默耕耘的作者,那么人们的期待是难免要落空的。出版社如果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利益,组织作家写出的只是“快餐”式的作品,那所谓的“行走文学”将注定行而不远。

    行走文学怎么走

    目前的行走文学对拓展出版资源有很大的好处。出版物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行走文学在出版资源不是很丰富的情况下是很好的方式,提供了学者作家换位思考的机会。这种行走的行动把他们从原有的生活轨道上拉开,包括目的地与原有环境的反差,使他们看到一些看不到的现象,这种新的见闻会激发他们新的思考和创作思路,带来一些心灵的收获。阿正曾与人合编《极端体验》,又曾策划过“向南极赠书”,获得科学家及业界的好评。他由此想到为南极多做一些事情,地球资源日渐枯竭,南极将对于人类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些是科学的考察和发现不能穷尽的,科考无法完全揭示南极对于人类的意义。阿正强调南极之行是为了体验,跟“行走”差别大,需要相当时间的考察、体验和思考。走不是必要的过程,主要是在特殊的环境中思考,不是文学层面上的课题,而是在思想的层面上展开。无论是策划点还是体验到的东西,都不是文学创作的形式能够包容的,人文学者的作品,思想含量将远远高于文学的含量。从这方面讲,行走文学是在内容上有了新的开拓。

    李敬泽认为,中国无论在文化意义上还是人的生存意义上,有无限巨大的多样性。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有很多有待于认识的东西。作家首先要敏感,也许脑子里原来就已经装了一大套对民族文化的定论,却不知道真实具体的民族文化是什么。衡量行走文学,仅仅谈概念没什么意义。主要是看文本,如果作品没有什么价值,那么无论是商业意义还是文学意义,都没能落到实处。如果诸多文本有几个还不错,就不失为一件好事。行走文学应该从内涵上突破,如果一定强调商业,未免有些矫情。文学也有商业的一面,但不应该损害从真诚态度出发的写作,商业损害艺术的情况是不该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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