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真正的行走文学

    近几年,“行走文学”悄然兴起于中国文坛。目前所谓的“行走文学”,就是一位或数位作家,在出版社或其它经济实体的资助下,按一个既定路线游历一番后,将感想和见闻诉诸文字,成书出版。

    “行走文学”最风光最有影响的当属余秋雨的“千禧之旅”。这是由香港凤凰卫视策划的一次“行走文学”活动。当时,余秋雨等人以希腊雅典起步,驱车对西亚及爱琴海沿岸等人类文明发祥地的古迹进行考察,最后以日记体散文形式将沿途写作集结为《千年一叹》出版。作品推出后,火爆一时。

    有评论家据此预言,如果作家“行走”之后,都能拿出象样的东西,加上出版社的支持,想必“行走文学”会风行起来,同时也可为文学注入新的活力和浓重的人文格调。作为“走进西藏”的策划者之一,也是“走马黄河”策划者之一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策划部主任黄宾堂曾乐观的评价了这种文学创作方式,并在谈到“走马黄河”活动时乐观的坦言,要有意识的在以下三个方面力求有所突破:首先,打出“行走文学”的旗号,让作家们走出书斋,走出思维的栅栏,走向自然的生活;其次,出版业与网络科技联手,使传统的纸质出版由平面转向全方位信息化、主体化,在时间和空间上更加接近现代社会的阅读,并且通过纸质出版物与网络的互动促进,使文化的传播方式更加快捷,空间更加扩大;最后,真正在选项和内容的设计上下功夫,请多方面的专家多次座谈,进行扎扎实实的价值评估,力求在形式(“行走”)和内容(主题)上达到完美的结合。他还特别强调,这种行走,是身心的投入,是对内在激情的唤起,这种行走,也绝不是玩形式,而是历史的行走,是精神的行走。也许就是在这种设想的推动下,我们的许多出版社参与到“行走文学”中来,我们的许多作家也成为出版社组织的“行走文学”的主力军。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出版社资助下的“行走文学”的简单历程。

    98年,云南人民出版社邀请阿来、扎西达娃、龙冬、彭见明等7位实力派作家,让他们从不同路线走进西藏。活动结束后,7位作家拿出了包括新文学、文化学、文学、人类学等多种成分的文化散文??<<走进西藏>>丛书。

    2000年初,云南人民出版社又组织了解读“云南民族文化千里行”活动,邀请8位云南青年作家,对云南各地的人文、社会、环境等方面进行考察和思索,并推出各自的文学作品??“解读云南”丛书。

    2000年6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博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共同组织发起了“走马黄河·社会文化考察”活动,张石山、李敬泽、古清生、何向阳、林白、龙东等8位优秀中青年作家,以骑马的象征方式从北京延庆县出发,对黄河流域进行考察,并以自己实地考察的收获,分别撰写各自关于黄河流域的专著。

    2000年8月,贾平凹、邱华栋、徐小斌、李冯、虹影、王族、陈漠等9位作家受云南人民出版社之邀,进行了走新疆的人文之旅,对新疆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及历史文化的精神内核进行全方位考察,并推出了“游牧新疆”丛书。

    ……

    对于“行走文学”的说法固然美妙,设想固然美好,做法固然可敬,可这种人为策划出来的文学,无论怎么说,让人不能不想到其中的功利性和商业性目的,让人不能不担心斧凿和做作。这也是有违“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为文之道的。

    新闻界常讲记者的新闻作品是用脚写出来的,现在,经过“行走文学”作家们的努力,中国的许多山川土地上印上了他们的脚印,越来越多的作家走出书斋,改变着他们以往的写作方式,不仅用脑,用笔,更是用脚来写作,并把它作为合理有效的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的方式。同时,这也是对古人提倡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一种很好的诠释。更与明代的徐霞客、当代的台湾作家三毛的做法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在“行走”的目的和自由上,二者却有相当大的不同。“行走文学”的商业目的、新闻炒作和受限制的“行走”自由、写作自由不能不对文学作品产生负面的影响。

    何以见得?因为作家们的“行走”是由出版社提供资金,按出版社的出书要求来进行的。这种在条条框框约束下的写作,不成了一种“命题作文”了吗?据说,当初云南出版社组织作家走进西藏的时候,并没有对写作的内容进行规定,但在出书的时候,又觉得有些书不够理想。于是,在以后的活动中就明确的把写作内容写进了合同中。这不禁让人想到与先给一个故事梗概,然后再让人写东西的做法何其相似。这种被框死在出版社的命题中的作家,完全是为了迎合出版社的口味而写作,要写出好的作品,总是困难重重的。而这种按出版社口味写出来的作品,与其说是作家的作品,不如说是出版社的产品。从目前“行走”后的作家写出的作品看,大多数为日记、札记、采访记等等,实录性的东西很多,深层思考的却很少。这就怪不得贾平凹对“行走文学”的看法很淡然,表示并不关注形式,只看最后的作品。对自己参加的“游新疆”活动,要写什么内容,他认为也得看具体情况而定。

    作家陈丹燕的两本新书《咖啡苦不苦》和《今晚去哪里》近来很是畅销。其图文意境,结合巧妙,让人过目难忘。这是陈丹燕11年旅欧生活的结晶。曾有记者问陈,这书是不是当下时髦的行走文学图书中的一员?女作家却坚定的说:“千万别把我归入行走文学。”据陈解释,虽然两者都是一种旅行和行走,最后都写成了书,但其中经历的方式和过程是很不一样的。她“没有想过要使每一趟旅行都变成书,书是在不经意中自然得来”。这比那些事先经过精心策划、出发前就在媒体上大张旗鼓宣传,并且在规定时间内走完,在规定时间内交稿的行走相比,可以使“所有的走,都可以凭藉自己的兴趣。真正的兴之所致,尽兴而归。”所以陈丹燕认为自己的这两本书都不是规定动作的产物,而是自己11年“驿马”生活中过滤出来的最有感触、最自然的文字。真正的好作品的产生,是需要等待时日的。

    无独有偶,从神秘的金三角行走了一趟回来,并向广大读者奉献了一部42万字的精彩长篇小说《流浪金三角》的四川作家邓贤,也否认自己所写的是“行走文学”。他说“我所关注的是我感兴趣的,这一切都是个人化的,与公司、市场、媒体无关。”因此,他坦言自己较喜欢埃德加·斯诺等“记者型”的作家。他还批评余秋雨的“千禧之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走文学。因为他是受人邀请,有相对优越的条件,不能体会困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文学行为,并说这种受商业或集团操作的创作是有害的。

    作家王安忆曾认为,眼下作家们正面临着故事资源的匮乏。这种创作资源的短缺,会使作家们的作品缺乏生活基础和底气,能有机会外出游历,走出书斋,走向生活,对作家开阔眼界,丰富积累,汲取创作养料,提高创作质量和水平,无疑是个福音。的确,外出走走总比“躲进小屋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闭门造车好的多。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外出走走,即使是随意的,也会给人以清新,给人以启迪,更何况是对我们伟大的文学作品的创造者们呢?最低限度,可以锻炼一下我们的作家的身体和毅力,或为我们多年未有传世大作出现而又不平静的文坛再投入点轰动的东西。事实上,“行走文学”也不是我们今天的首创,有人不是正在考证“行走文学”的最早起源吗,据说,已经考证到了中国的秦朝,并且有人认为还可以向前推进。果真如此的话,可见“行走文学”是历史悠久的,我们中国人是向来善于总结并继承前人的优良传统的,对于“行走文学”也是不可放过的,由此,今天“行走文学”之火,也是历史的必然。再说,“行走文学”本身走的就是“群众路线”,从一定意义上讲,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要到群众中去,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就在政治上最起码保证了它的方向。政治上的确保、历史的悠久、现实的需要,这一切预示着“行走文学”的走红,事实也的确如此。既然,“行走文学”的走红是历史之使然,可为什么邓贤、陈丹燕等著名作家,并不想搭乘“行走文学”这班车呢?是他们逆历史而行,还是故做高雅,甚至可以问他们是不是有病?从表面看来,邓贤等人是有问题,可退而深思之,有病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目前的“行走文学”。

    中国目前的“行走文学”,不是一种真正的“行走”,而是由出版社提供资金,按出版社的写作要求来进行创作的,这就深深打上商业行为的烙印。在这种商业的笼罩下,作家只能追求速度而不是质量,有人把“行走文学”比作“快餐”就缘于此。对商业而言,时间就是金钱,速度是抢战市场制高点的决定因素,它追求的首先是快,当然也不是说它不注重质量,可与速度相比,它更注重的是后者。对一个地区和一个民族的文化,仅仅一两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是不可能了解透的,到某一个乃至几个地方转一转,只是游历,而不是研究。所以,单纯从作家的角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写出《走进′′′》或《剖析′′′》,也真是天才了。况且,我们的许多作家自身就没有脱离商业的束缚,简单的游历后,不是深入的思考,而是穷尽中国的形容词来表面吸引读者,君可见书名的奇异、章节的华丽,而内容却是不实和无聊。一言概之,目前的“行走文学”不是真正的“行走文学”。事实上,就连“行走文学”这个词本身就有煽情与炒作的味道。但事实已经是事实,我们就按“行走文学”来待之吧。我们认为真正的“行走文学”是没有限制的游历,在游历中,或体味山川、高原、平地、风土人情之美,写下作家一路的风尘和内心的感悟;或避名胜,行前人之未行之路,考前人之未考之物,开辟新的境界;或全方位的东奔西走,遍访城市、乡村、油田、煤矿、边境……访问亿万的普通民众,写下他们的经历,体现自己的感受。

    对于“流行”,人们是既爱又恨,爱它的刺激与时尚,恨它的迅速来又迅速的去。流行的东西在我们身边晃来晃去,让人不知爱还是恨。但是,倘若我们只是爱,就会失去的更多;可我们只是恨,就领略不到一点爱之美妙。对于“行走文学”,我们不希望它会成为流行的东西,可结局如何,尚待我们的出版部门和作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只能说期待真正的“行走文学”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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