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是一种不起眼但完整的文学

    “突然一阵微风,微弱而温热,充满了奇花异木芳香的暖风,由夜色的静谧中扑面而来……它费解,又沉溺,就像被施了巫术,就像在你耳边窃窃私语,向你许下了未知而神秘的乐趣。”一个世纪前约瑟夫?康拉德展现的异域诱惑,何尝不在向当代的背包客们频频招手?只是这“未知而神秘”的靡靡之音,在不同人听来便是各具意味的回声。手头几本游记书,即是不同时代的不同作家,关于游客,关于世界,关于如何行走与观察的记述。在地理与文化之外,我们看到记录者们的特立独行与其笔下的异质文明一样丰富多彩。

    守规矩的游客和不守规矩的“土著”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2005)为我们树立了关于游客的最佳典型。在印度的寺庙、河流、田野和火车站,到处都有怀揣着相机拍个不停的外国游客。他们相信所见即真实,于是便有“坏心”的印度警察或城管欺负贫弱的本地小孩,好心又愚蠢的美国夫妇施以援手的一幕。  对踏上这片土地的观光客而言,探索异域文明的特殊之处是他们此行的目的;而于这片土地上世代居住的人来说,活下去才是王道,为此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包括如何在观光客面前“表演”的艺术。“表演”,尽可一掷千金邀得满堂喝彩,也可满地打滚作摇尾乞怜状,至于模范游客,则只当是精彩纷呈的异域情调而成为其相册中千百珍藏中的一帧,过目即可忘怀。

    因此,我对那些不太守规矩的“土著”打心眼里抱持好感。他们往游客身上抛掷垃圾(奉劝他不要做模范游客),或者在自己人脸上打上一拳(破坏他的表演欲),意在给游客展示一个真实的国度。

    《白老虎》(2008)的叙事人将印度传统文化中“未知而神秘”的一面统统剥除,甚至连《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金元的叮当声响也剔除殆尽。叙事人把活生生的日常性端出来,几乎直贴客人们的眼睛:喏,这才是你们应该看到的。《白老虎》向游客们提出一个颇诡异的问题:我们在给乞讨的小孩一个美元的时候,是否应该感到一种内疚?简言之,作为一个局外人,我们能否介入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个人的伦理道德,而又不伤及他人的自尊?我们能不能在“游心” 与“良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徘徊在“游心”与“良心”间的异质文明

    其实早在《印度之行》(1924)中,E.M。福斯特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如果说《白老虎》是一个印度草根以一种尽量不妄自菲薄的姿态写的旅游指南,那么《印度之行》则是若干英国知识分子试图以“平视”之姿检视印度文明的寓言之书。两书堪可对照的一点便是叙事角度上的“装”,前者是打肿脸充胖子的虚张声势,后者则是对待不及自己社会地位高的人的刻意尊重。《印度之行》的故事发生在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游客与受过英式教育的印度本土知识分子之间。在“山洞”事件发生之前,这两类人在一种近乎甜腻腻的友好状态中交游;而在事件发生后,旅游主题中客人与主人的关系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质变??英国女孩指控印度男士侮辱了她,而这纯粹出自这个女孩的臆想。何以发生这种臆想?或者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地追问:在黑乎乎的山洞中,为什么英国女孩一口咬定是这位印度男士侮辱了她?

    在此,福斯特将看似大度包容的英国文明置于印度文明中重新予以审视,在除去揭示前者的虚伪性之外,亦在破除一种经由教育产生的“误区”?? 大力普及的英式文化(在二十世纪初叶算是“全球化”的代名词)不仅没有弥合彼此的感情,反而扩大了业已存在的罅隙。英国女孩的指控实际上掩盖了她难以言说的性觉醒,而按照“高等文明”自成一体的伦理观,性是“下等”的,是不得不排除在外的,因而也是只配“低等文明”口耳相传的事物。女孩未必识得这些门道,但急中生智的本能使她将这个烫山芋丢给活该倒霉的他人。于是,本来由一群人“假装”无分高低的文明又变得高低起来,英国之于印度的殖民如此显豁,以至于由大英文化主导下的“一家亲”式的英-印联姻不仅无法维系下去,而且近于反讽地透出其强暴性。夹在当中的人则必须在两个阵营之间作出取舍,事实证明,在“游心”与“良心”之间是没有过多选择余地的。

    游记记录一种认识的过程

    福斯特看破了人们在对待异质文明上的暧昧态度。而V.S。奈保尔则一点也不含糊,他在1962年甫一踏上孟买时便苛刻“印度人还没有学会漂白新闻纸。”在“印度三部曲”第一部《幽黯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1964)中,这位初出茅庐的作家以令人咂舌的毒辣描写了印度的贫困与丑陋,嘲笑中印冲突中印度的全面败北。咋看之下这仿佛是猎奇的游客的循香逐臭之举,实则是有着印度血液的外来客在寻根过程中的纠结与失望。奈保尔令人激赏的一点在于他洞察了其所寄生的“高等文明”的脆弱性,同时亦没有拔高与之相对的“低等文明”的道德优越感,在他看来,牛津剑桥的高材生与他家乡特立尼达中学里的同胞一样“愚蠢”,而支撑父辈们“保持正常心态”的印度传统文明早已分崩离析。在随后的《印度:受伤的文明》(1977)和《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1990)中,奈保尔继续其融历史与当下的印度书写,只是年少时的轻狂为一种更为深沉的风格所取代,他对印度所作的冷酷的现实批判在隐含对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爱恨交织的饱满情感。这种对异质文明既贴近又疏离的观察使他成为当代世界最优秀的旅行家。

    尽管硕果累累,但奈保尔对异质文明的朝圣还是以失败告终了,他无法在自己的内心与印度的现实之间搭起一座能使之在身份认同和文化传统上回归的桥梁。这一目的倒是在无任何印度背景的中国作家安妮宝贝身上奇迹般地“达成”了。在她的《在印度》(2011)中,一个执着于“内心一直存在的某种清洗和过滤的愿望”的游客,惊叹于印度的历史是如此辉煌,现实是如此烂漫,“这些看起来贫穷日常的人有一种出自天性的优美和优雅”。可以讲,她把我们再次拉回到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关于异质文明的滥情而又苍白的叙述。这一情况发生在一个中国作家身上堪称怪异。究其根本,正是“小资”的自得其乐与浅薄的认知使她的印度之行始终立足于一种封闭的视域之内。既不是“仰视”,也不是“俯视”,更无涉“平视”,而是一种“无视”,使你没办法对其眼中的世界下任何判断,因她的眼中根本没有世界。

    伊塔洛?卡尔维诺曾说:“游记是一种有益、不起眼但完整的文学……虽然世界日新月异,但正因如此,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保留的是其多变的本质,而且传达出的不止是对眼前实景的描述,而是你与事实之间的关系,一种认识的过程。”当世界为安妮宝贝这样的模范游客所充斥之时,我们便要为有像奈保尔、福斯特这样的旅行家,以及如“白老虎”那般不安分的存在而感到庆幸,他们所勾织的关于旅行的文本大大扩展了这个因技术、资金和全球化而浓缩成“地球村”的世界,让人对安妮宝贝赞为童叟无欺的印度机场旅游宣传品之外的天地,心生无限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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