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旅游文学

    不论将“旅游文学”定义为后现代社会的产物,还是归纳为古已有之的文学范畴,我们都可将之视为一种依托于人类的旅游行为而产生的文学,当然也可以说是文学在旅游领域的延伸。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旅游时代”,由于交通工具的发达,人类远行能力的提高,加上消费社会的宣传诱导,旅游成了当代人类生活内容的重要构成之一。不过大多数人其实并未去深思,“到底什么是旅游”和“应该怎样旅游”。大多数服膺于现代秩序的良民,只是依约付款,把自己交给旅行社,然后让自己的身体被人家按照组织程序,运载到某些地方进行了某些规定动作而已。有人调侃当今的旅游是“上车睡觉,停车撒尿,下车拍照,回来一问,什么也不知道”。这样的旅游,可能还不如高卧家中看电视里的旅游节目,因为旅游节目会更精炼地传达给你那些普适性的关于旅游胜地的知识,使你能够侃侃而谈胜过亲历。

    而要想创作出真正具有“旅游”精神的文学,就必须对“旅游”这一概念进行思考和分析。同样是生命,动物为什么不旅游?老虎在山上呆烦了,为什么不想到海边去逛逛?大雁寒来暑往,征程漫漫,但那并非旅游,那是这种飞禽生存的需要。可见“旅游”的核心在于“游”,其最高境界可能就是庄子的“逍遥游”,普通境界也应该达到“游山玩水”。这是针对个体而言,那么作为整体的人类,为何要进行超越基本生存需要的旅游呢?因为人是“符号动物”,人是通过符号来征服世界的。旅游到某处,那个地方便在旅游者心中成为一个符号,被放到“去过了”的档夹中,人们从中体验的是一种征服世界的愉悦感。

    人类是依靠“想象”互相连接起来的。东北虎绝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华南虎和马来虎,从而也就不知道自己是“东北虎”。这是动物与人的不同。似乎尽人皆知,地球上有60多亿人,中国有13亿人。一个人为什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为什么认为自己是地球人?他并没有逐个看见这13亿人和60亿人,这个认同是如何完成的?地球如此之大,跑遍所有的国家,也不可能看全。新加坡作家尤今女士是个勤奋的旅游者,她跑过八十多个国家,但她也只是跳跃在每个国家的某些点上,那个国家的多数人和多数地方她也是见不到的。但是她通过如此之多的跳跃,建立了如此之多的“想象生长点”,这样她的想象就比一般人的要丰富。最终,人类是靠想象“打成一片”,想象完全超乎自己感官接受能力的庞大的族群、国家乃至全人类。今天各国联合宣扬的这个所谓“地球村”,也是人类借助符号,通过想象来完成的。这正是人类能够战胜其它动物的最根本原因,动物是通过自己的肉体直接去证实世界,人类在肉体方面跟动物无法相比,人类的伟大在于通过符号征服世界。

    在所有符号中,文学是最具有想象力的一种文化符号系统,所以,文学是文化的中心。在人类各个层次的“圆环套圆环”共同体中,想象都发挥着极大的作用。但是造化预设了人们的想象是彼此相异的。各地之人对于香港的想象,对于中国的、对于世界的想象,各有各的图案。冷战时期,海峡两岸的人民互相进行妖魔化,这个妖魔化不但通过政府和传媒,而且通过诗歌小说等各种文学体裁,通过这些文字符号来建立。当时海峡两岸的多数人,都认为对方过着非人的生活。大陆人是这样,后来知道台湾也是这样,两大集团都在互相进行“劣性想象”,而且这个影响一直持续至今。中国大陆的人,如果出国旅游,在许多地方会遇到如何解释中国的问题,因为很多外国人依然保持着冷战教育时所获得的“中国想象”:你们是在共产党领导下长大的,一定是又贫穷又落后又愚昧,没有肉吃,没有水果吃,每天做苦工,动不动要被杀头……而冷战时期大陆民众想象的台湾,也是水深火热,大陆民众想象着要去解放台湾人民,有一首歌叫《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歌中深情地唱道:“日月潭碧波在心中荡漾,阿里山林涛在耳边震响”。这种解放台湾人民的热情,今天台湾的知识分子听了,一定会有特别的感触。

    而恰恰就在那个海峡两岸尖锐对峙的冷战时期,香港出现了一个具有意识形态超越性的作家金庸。金庸的小说以文化的立场,整合了全世界的华人,无论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无论身在美洲还是欧洲,都能通过金庸的小说想象到“我们是一个整体”。笔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曰《金庸与国民文学》,探讨金庸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格局中到底发挥了何种作用。无论读者是什么人,读了他的小说,就会跟着书中的郭靖段誉张无忌萧峰在遐想中去行走。这是一种文化的旅游,从岭南到塞北,从水乡到大漠,到周边国家地区,读者由此想象出中国文化的博大,想象出中国文化在层次上的丰富多彩,从而认同了自己的族群。无论我是共产党国民党,原来我跟郭靖黄蓉是一伙的,我跟他是同一族群,我跟萧峰张无忌令狐冲是同属一个团体的,所以金庸的小说在纸背建立了一个博大的文化中国。

    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构建,文学所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其中旅游文学尤其可以构成对国家景观的想象。很多人,包括金庸小时候,最喜欢读游记。从那些游记,想象那些国家。西方早期的冒险家所写的那些东方游历,直接激发了殖民主义的产生,因为他们所写的东方,充满了黄金珠宝香料丝绸,在那些优美的文字背后,跃动着征服和掠夺的欲望。中华书局出版过一套“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从这些游记中,日本人建立的想象是:中国山川秀美,地大物博,但是中国人愚昧肮脏,野蛮可憎,所以中国这么大这么好的土地应该由优秀的大和民族来占领和统治才是合理的。那么后发国家自己的游记,产生的是怎样的功用?例如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五六十年代,有一大批色彩明亮的抒情散文,秦牧、杨朔、刘白羽,成为文坛上新的亮点。他们的散文,触发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建立起一个雄伟壮丽的中国想象。他们写的苏联、东欧、朝鲜,也是阳光明媚,鲜花盛开的。而同样一个国家,不同地方的人对其拥有的想象是不一样的。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早期俘虏了一大批美军,发现他们每人身上都有一个铜碗。原来他们都读过一篇小说,里面描述朝鲜盛产黄金,他们到了朝鲜老百姓家里,便每人抢了一个铜碗,以为是黄金的。打了很久以后才发现不是金的,原来朝鲜盛产的是铜。

    旅游文学的一个功能,是给那些未曾亲历者描述一个世界。但很多时候,亲身去过的人,写旅游文学的人,仍然是戴着眼镜在看、在描述的,真正能做到独立思考、独立感悟的人,少而又少。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初,就有大批官员拥到西方去旅游,他们去了能看到什么呢?他们看到的,都是他们去之前就已经知道的。他们知道美国很富有,回来之后就写美国的高楼大厦。他们如果听说某个国家很贫穷,去了之后就看到那里的孩子吃饭多么可怜,以为吃馒头就不如吃面包。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是看不到独立的风景的。去巴黎之前就知道那里是所谓“艺术之都”,到那里要看艾菲尔铁塔,要看时装表演,要看的东西跟别人完全一样。北大的陈跃红先生有一本《欧洲田野笔记》,他到的欧洲跟别人的就很不一样。比如他写过一篇《巴黎的尿骚味》,他说我不知道那么多中国人到巴黎,怎么就没有闻到大街小巷充满了小便的味道,你们都以为巴黎多么的美,其实巴黎的公共卫生非常的差,你们为什么没有看到?

    从巴黎我们还可以联想到北京上海,到那些高楼大厦背后去看一看,马上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世界。而一般人不要说去看,他们连这个想法都没有。因为旅游在某种意义上,是人在意志空间的行走,喻大翔先生称之为“行在”。通过这样的意志行走,就扩大了自身掌控的空间,最后是扩大自己心理的空间。然而人不能在同一时间处于多个空间,那就必须通过“记载”来扩大自己的旅程。老虎走过的地方,往往在那里撒一泡尿,表示“本少爷来过啦”,这是老虎的“旅游文学”。人类则有更先进完善的方式来记叙,通过形形色色的文字图画来征服世界。所以说,旅游文学建立起一个想象的网络,人们以此来沟通和交流,包括引发贸易和征战。

    旅游对于旅游者个体的目的,往往可以归结为扩张自我。比如从北京到香港,在古代的话,“鸟飞尤是半年程”(李德裕《登崖州城作》),现在几个小时就到了,会使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人既然到处戴着眼镜(佛家称之为“知识障”)去旅游,那么要想真正获得旅游的意义,是很艰难的。关键在于如何摘下那些眼镜。一般人去旅游,往往是去印证事先得到的“知识”,而自我往往就在这个“印证”中丧失掉了,人为什么要去印证呢?印证就是追求一个正确的“契合”,以免除内心的不安全感,最终找到一个跟别人相同的感觉,心灵有所依附了,于是获得了自身的安全感。

    倘若没有勇气摆脱对这种不必要的安全感的依赖,那么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旅游,就都处于跟别人一样的境地。事实上不是你在“旅游”某地,而是被集体无意识制造出来的某地的知识“在你的脑子里旅游”。作家陈丹燕说,她起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竭力要融入某种想象知识中,她去找,发觉不是,不是她感觉到的欧洲,她要去融入那个知识,这就带给她一种痛苦。尤今女士则发现一种既定事实之外的东西,她找到那个新的东西,便奔涌出新的文学感悟。如果遇到一些“客观”的批评家,他们或许会批评这是“帝国主义意识”,但“帝国主义”在使“他者”模式化一体化的同时,自身却是冷静地保持着独立思考的。喻大翔先生说,在旅游中盼望一种“奇遇”,所有的这些感受,他们会通过自己的心灵,独特地表露出来,他们不需要以任何先在的知识去印证,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旅游者,是真正懂得旅游文学真谛的人。而当今由于印刷业广告业的发展,出现的旅游文学,大部分都是同质化同构化的。在网络上随便搜索一下描写周庄啊描写长城啊描写丽江啊等等的文字,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即使它们不是商业广告,是真诚地写出来的,是记者用真心去感悟的,但读者发现,没有感悟到什么新鲜的东西,他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地求证。

    奇怪的事情是,我们很多的写作者,我们到处跑,跑的能力远远高于古人,可是我们却写不出古人十分之一的独特感受。我多少次坐在飞机上,望着下面茫茫云海,崇山峻岭,却说不出一句新鲜的话,不禁感到绝望。我想李白从未到过这么高的天空,李白爬过的三千米的高峰我也爬过,今天我在一万米的高空,我却写不出“飞流直下三千尺”,连“茫茫九派流中国”都写不出来。最后只好承认,我比古人渺小。论旅游条件我们比古人优越,论心理空间我们却比古人渺小得多。我们在伟大方面不如古人,在精细方面也不如古人,在境界和灵犀两方面都不如古人。此时才相信鲁迅的话,现代人的魂灵“被风沙击打得粗暴”。所以我们只有那些俗套的东西,顶多是那种无条件的自然崇拜,对异域风光的惊喜或者加一些时髦的“环保意识”。某年我参加几大媒体组织的“黄河万里行”活动,很多媒体报道来报道去,就是一个“环保”问题。而我认为黄河的污染象征着我们全体国民心灵的污染,这才是我们民族的大事。

    中国加入“世界旅游俱乐部”已经二十多年了,旅游来旅游去,旅游者最后感到的是一种普遍的倦怠。国家安排了“五一”“十一”两个长假,人们却不愿旅游了,一到假期便问“这几天怎么打发啊?”有人说“我干脆回家睡大觉”。成百上千的旅游团花样翻新,绕来绕去,把旅游变得十分无趣。当我们把地球这个最大的共同体想象成一个“地球村”,想象成一个村落的时候,世界就萎缩了。“世界”这个词,本来是充满诗意的,“世”是时间概念,“界”是空间概念,这个来自佛教的意象组合何其妙也。而想到“地球村”,则马上会想到互相竞争。由于经济要素压倒一切,所有国家行为都被默许是正确的,所以目前全球的旅游导向,必然是一切指向消费,一直消费到我们的感情,让我们的感情要追随别人,唯恐自己不正确,害怕自己落后,害怕自己不时髦。倘若全部如此,那确实游还不如不游。当今的旅游团模式,简捷方便,又很省钱,所以为大多数人采纳,同时大多数人也就被旅游给洗了脑,反过来又利用大多数人的想象固化了旅游地的意义。旅游者以为自己去过某地了,其实只是交通工具将其肉身运至某处再运回来,旅游者的心灵从来就未打开过,从未与其旅游对象拥抱亲吻过。

    所以,保持独立的想象,才有真正旅游的资格。这样的旅游所获,不论“正确”与否,是具有个体价值的。而这样的旅游者,才是真正现代的独立的人,由千千万万这样独立的个体组成的一个民族,才是真正民主自由的民族。否则依然还是鲁迅笔下写的没有个人主见的“庸众”。可见,旅游可以启蒙人,也可以愚弄人,国家和政府有国家政府的选择,旅游机构有旅游机构的选择。而旅游者和旅游文学的作者,不可不思考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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