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文学,渐行渐远还生

    提到“行走文学”,宏大叙事的,比如叶永烈的“看世界系列”,出了一本又一本;阿来的《大地的阶梯》,深度解读西藏的文明;小资情调的,有叶怡兰的《享乐,旅行的完成式:Yilan的感官遨游地图》《享乐·旅馆》等;幽默贫嘴的,有许崧的《美国走着瞧》。当然,不能遗漏了“懒散”的舒国治。他那本《理想的下午》,才在大陆出版不久,未大肆宣传,销量却很不错,2月份还荣登了“新浪中国好书榜”。

    “行走文学”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行走文学的作者们,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从学者和“壮士”开始

    提起大陆的“行走文学”,或许要从余秋雨开始。尽管包括《文化苦旅》在内,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已被频频挑错,他本人也早已“封刀”,但大陆“行走文学”的先河,无疑是余秋雨所开,其影响力也鲜有超越者。

    1992年3月,上海知识出版社(现东方出版中心)推出了他的《文化苦旅》,并冠之以“文化大散文”。这些“大散文”,记录了十数年来,余秋雨在中国各地寻访探幽的经历,足迹遍布苏州、阳关、都江堰、洞庭湖、天一阁、天柱山、江南小镇等名胜古迹。

    《文化苦旅》的火爆带动了一批“大散文”作者,其中有些人也带着“行走文学”的特色。比如夏坚勇的《湮没的辉煌》,所写的江阴、瓜州旧址、洛阳等,他都探访过。朱鸿的《夹缝中的历史》曾荣登上海图书畅销书排行榜,他在电话里告诉记者,自己的文章基本是“用脚走出来的”,“为了写孔子,我去山东曲阜;为了写荆轲,我去河北易县;为了写苏三,我去山西洪洞;为了写崇祯皇帝,我去故宫;为了写吴三桂,我去山海关……”

    余秋雨、夏坚勇和朱鸿均有学术背景,不过,“行走文学”打一开始就不是被学院派所垄断的。几乎和余秋雨同时,1988年,一个叫余纯顺的上海人独自迈出了第一步。8年间,他走访33个少数民族主要居住点,完成了59个探险项目,总行程84万华里。最终,1996年6月他在罗布泊遇难,留下了数百万字的日记和游记,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汇集出版《壮士中华行》。

    著名文学批评家李敬泽向记者剖析了余纯顺的意义:“他并非文学中人,日记也不算文学作品,但文学界对他表现出了强烈的热情,他几乎被文学家重写了一遍,通过被阐释的余纯顺,‘行走’进入了大境界。”大境界,这也是“行走文学”诞生之初的特征,虽然这个概念尚未正式提出。当时,文坛上“小女人散文”热闹非凡,文化界拈出“大”字,多少有些与之对垒的意味。

    新世纪的滚滚热浪

    据李敬泽考察,最早提出“行走文学”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胡守文,“1999年,在《光明日报》上。”事后证明,胡守文的“发明”很及时。20世纪的最后一年对于“行走文学”,不仅仅是验明正身,它的确火起来了——余秋雨的崛起,让资本嗅到了浓郁的商机;金融危机席卷东南亚,唯独中国岿然不动,经济实力的提高,掀起了一波“旅游热”。

    那年5月,趁着“西藏热”方兴未艾,云南人民出版社组织了阿来、扎西达娃等7名作家,举办了名为“走进西藏”的大型文化考察活动。考察活动噱头十足:作家们的进藏路线互不相同,如阿来走川藏线、龙冬走新藏线、扎西达娃走藏边线,每个人的行程均在3000公里左右。经3个多月跋涉,他们在拉萨会师。随后,主办方推出了《走进西藏》丛书,其中《徒步:加德满到拉萨》《一九九九:进藏笔记》等均销量不俗。

    初次的成功,造成了对成功模式的疯狂复制。一进入新世纪,云南人民出版社立刻拉开“解读云南民族文化千里行”的序幕,由8位青年作家担纲,出了一套“解读云南丛书”。随后,又重金邀请贾平凹、刘亮程、邱华栋、徐晓斌、李冯等9位作家,打造“游牧新疆”活动,重走了丝绸之路。

    首次提出“行走文学”的中国青年出版社亦不甘人后,他们联合博库网推出“走马黄河”活动,加盟者有龙冬、李敬泽、古清生、林白等8位作家。“我重点考察的是甘肃、宁夏、内蒙古和陕北等黄河中游流域。”亲历者李敬泽告诉记者。活动结束后,他的那些文字以《河边的日子》为名,作为丛书之一出版。胡守文在为丛书作序时正式提出,所谓行走,“不独是文学的,还应该是历史的、文化的、精神的。”

    李敬泽告诉记者,他虽然也有文学专业背景,但写作时坚持平民视角,呈现日常生活状态,“我这里没有文化人特有的高傲姿态。”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地理就是故事”系列则彻底告别了“文化”“学术”等宏大叙事,《一个女孩的湘西之旅》《租一条船漫游江南》《我在西藏他在康巴》等书均有年轻写手写作,文字轻松,被戏称为“行走文学青春版”。

    但学术功底更为深厚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地加入到“行走文学”行列。比余秋雨的“千禧之旅”稍晚,鹭江出版社甩出大手笔,力推“人文学者南极行”,受邀者包括周国平、葛剑雄、唐师曾、何怀宏等名家。

    策划与商业的反作用

    争议也纷至沓来。如果说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是他出于自觉去考察中华文化,那么《千年一叹》明显是策划的产物。的确,商业已全面“侵入”行走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为“走进西藏”投入了50万元,“游牧新疆”为请出贾平凹也花了重金。鹭江出版社虽未透露“南极行”的花费,但如此浩大的工程,显然不会是一个小数目。

    另一方面,《千年一叹》固然展示了余秋雨丰厚的学识,但由于是“急就章”,难免粗糙有错讹,甚至流于走马观花。而且整个旅行进行直播,更像一场“秀”。贾平凹重走“丝绸之路”,也写出了《西路上》,可篇幅比预定的少不说,读者也不买账。记者熟识的一位文学批评家就直言不讳地抨击:“那本书写得超级烂,乏味无趣,不知所云!”

    对此,评论家牧歌在《为中国作家招魂》一文中质疑,“行走”之前书名就已拟好,能保证和真实感受相符吗?“行走”区区一两个月,就能写出几十万字吗?“作者究竟是‘吃了人家的嘴软’从而不得不‘滥竽充数’呢?还是老太太拉家常东扯西拉?要么就是江郎才尽,混口饭吃。”

    言辞虽尖锐,却有道理。事实上,通过多年运作,“行走文学”模式化倾向日益严重,作者的脚步越来越急促,文字的含金量则越来越稀薄。表现在书市上,便是一度策划痕迹浓厚的“行走文学”卖不动。

    当然,没有商业策划和推动,“行走文学”也走不到今天,关键要看作者如何对待和运用。“人文学者南极行”的参与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剑雄认为,无论如何,有机会能去南极体验,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众所周知,葛剑雄素来主张“全球变暖”的根本原因是自然因素,而非人类活动。“在南极,这一主张得到了证实。夏季时,整个南极洲有不到5%的地方会从冰雪中裸露出来。这一过程10万年前就开始了,那时有什么人类二氧化碳排放?如果不去实地考察,根本想不到这个证据。”

    从彼岸到此岸的“晃荡”

    在策划、活动的热潮逐渐消退之后,“行走文学”不仅没有偃旗息鼓,反而更为欣欣向荣。有趣的是,类似余纯顺这样的单纯行走,有大规模回归的趋势。

    然而,或许是生活水平刚刚提高,大陆作家还“休闲”“雅致”不起来,更为私人化的书写,是从海峡那边传来的。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三毛,她把游学欧洲、独闯撒哈拉沙漠等经历写成了一篇篇散文。

    女作家席慕容这样进行描述:“旅行文学介乎旅行和文学之间,应当追求尽量完整地体现旅游生活与较新鲜的想法、感动,不单是宣传式的导读手册或自身哲学式的反省与心境铺陈。说来也很简单,就是到一个新的地方,追求一种自我定位,以及发现某些和以前不大雷同的经验。”

    台湾的“行走文学”根基不浅,前面说的三毛是一个,席慕容本人也写了大量游记。近些年,叶怡兰以其“饮食旅行”的独特风格,吸引了大量粉丝。叶怡兰出生于台南,深谙台湾饮食文化,京都的清水烧杯子、香港买的陈年大红袍、哥本哈根古董铺的滤茶勺去茶渣屑等等细节,令人回味无穷。在《享乐,旅行的完成式》一书中,叶怡兰用精到的笔触,为读者的感官,进行了一次“旅游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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