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口对岸是沈从文

渡口对岸是沈从文

    车在洪安镇的一个街口停了下来。小街是往上的一个缓坡,挡住了视线,一时看不到坡那边的景色。沿缓坡慢慢地向上走去,目光渐渐升高,坡顶一点点降了下来。于是渐次看到一些树梢,然后是山巅,是屋顶,是岸,最后才是那条酉水。

    酉水还是那样不快不慢地流着,河上的篷船,还是那样静静地浮着。河沿上,乌黑瓦顶的木屋还在,“一半着陆,一半在水”的吊脚楼还在。依然是当年那条渡船;被踩得变了形的踏板,被坐得磨出光泽来的船帮,仍旧是当年的模样。六十多年,日复一日,酉水天天从这儿流过,渡船时时自两岸往返。世事轮回,周而复始,一切都没有改变。

    抬头却见对岸立着一堵悬崖,崖壁上,阳光照出了两个红色繁体大字:“?—城”。峭崖高耸,笔立如削,岩缝中,这儿那儿,长出了一蓬蓬灌木杂草,把“?城”二字的笔划遮了些去。靠下面一点的地方,还有几个小字,更被枝叶遮去大半。待得河风吹来,灌木摇动了,才确切地露出三个字来:“沈—??mdash;文”。正是这堵悬崖,正是悬崖上刻着的这几个红字,提醒我们去认真丈量六十多年来随这河水流去的许多时间。

    放眼看去,沿河上下,再没有这样的悬崖了。它怎么刚巧立在这渡口,而不是立在别处呢?它怎么刚巧就有一方平展的石壁,来作题词刻字之用呢?它默默地立在那儿,就是为了等待沈从文来题字签名的吗?当年沈从文屯戍此地的时候,能预见到有朝一日会把自己的姓名留在这堵悬崖上吗?……这样想着,心中就不免升起了浓浓的沧桑之感,脑子里就不免反复掂量着那叫做“命运”的东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间隔着的,不过是一条白水。

   《边城》开头就写得明白:“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茶峒’…… 那条河水便是历史上知名的酉水,新名词叫作白河。”

    如今与我隔水相望的,就是那叫做茶峒的地方了。我们坐渡船过河去。

    依旧是两岸间牵一条横缆,船上人手拉横缆,慢慢地牵船过对岸去;只是那条横缆已不是用“废缆”做的了,它已换成了铁索。管渡船的,也依旧是已经到了祖父年龄的一位老汉;只是他脚边一个大红塑料水桶,却是当年没有的鲜艳颜色。船向对岸驶去,悬崖一点点移了过来。再看它时,头要仰得更高了。由于角度的关系,石壁上的那几个大字,已被灌木遮去大半。

    船上没有翠翠,也没有那条黄狗。但是河边水埠头上,这里那里,几个年轻的女子正在浣衣;沿河的砂石路上,也有狗不时地走过。依旧是当年的舞台,依旧是当年的布景。只是再听不到号兵吹号的声音,也见不到赛完龙舟后众男人下水赶鸭子的热闹景象了。

    酉水无声地流。零星驶过的篷船,不紧不慢地顺水而下。河水倒映着天光,水面鳞波一片。远山,近树,还有河湾处那被称作“三不管”的长滩:一切都叫人遐想。不禁忆起《边城》中的字句:“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期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贴,且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这不就是唱给酉水的一曲水彩画般的“四季歌”么?

    终于走进了茶峒的小街。街道是清洁的,清静的,清凉的;与那些闹市相比,甚至显得有些寥落。两旁的房屋当然是改建过的了,但格局并无大变。大多临街一个堂屋,敞开着,一览无余;老人和孩子,在日常的程序里做着各自该做的事情。这样继续往前走着,就以为自己是走进了一出旧戏:保不定前边过来的老者中,就有那个心善而固执的渡船佬;保不定与你擦肩而过的少女中,就有那个纯情而乖巧的船家女。直到街角那儿出现了一家卖杂物的小店,我的眼睛才改变了焦点。是那些五颜六色的当令家什,把我从遥远的年代拽回到了眼前。我有意要走出这段往事,便向店主要了只打火机。付了钱之后,年轻的店主用生硬的普通话问:还要烟吗?好烟。我摇了摇头,指指上衣口袋,说:有了。

    没有在茶峒多呆。汽车从河的上游某处过了桥,这时候正在前边镇口等着。那么我们就这样与边城道别了。汽车驶离小镇时,不知哪处院子里的一只鸭子,忽然放肆地一阵大叫。

    车到凤凰。举目四顾,满城的屋檐,都翘首向天;每一个檐角上,都塑着一只凤凰:整座小城,就像是要飞起来的样子。

    没有飞起来的是沈从文的旧居,它依然沉稳地呆在长长的小巷深处,在石板路临近折弯的地方。小巷两侧,高高低低的,是青砖砌就的墙垣,挡住了市声的喧嚷。我们去到那儿的时候,一抹斜阳正照在门楣上,整个门脸儿一片褐红。那么这小小的院落,也就和许多“故居”大同小异:一些实物,一些图片,一些说明。总之是一个人的一生:幼年,童年,少年,青年,成年,老年;而终点则在正房的中央:那儿端放着的,是方方正正的一个骨灰盒。

    我们只用了不过几十分钟的时间,就读完了旧屋主人几十年起起落落的一生。在那些展品和图示面前,我们总是步履匆忙。临了,在近出口处看到那个售书的专柜,我们的眼光才再次凝聚起来。玻璃柜台下面,是印刷精美的许多沈著图书。大大小小的开本,中式西式的装帧,平装本,精装本,插图本,套装本:难以尽述。如此的规模和场面,也是沈从文在孤寂岁月里怎么也没有料到的罢。闲聊中,女售货员告诉我们,旅游高峰的那个五月长假,七天之内,这儿每日游客逾万!卖得最火的,也还是那本《边城》。闻此我稍稍仰起了头,轻轻地舒出了一口长气。

    就是这个沈从文,在写《边城》的时候,曾在“题记”中公然表示对当时流行风气的鄙夷,对那些他所谓的“理论家,批评家,聪明的出版家,以及习惯于说谎造谣的文坛消息家”,他多有不敬。然而很快他就为自己的孟浪付出了代价,当时代的重拳向他正面砸将下来的时候,他只有佝偻了身子,任满天雨雪凛然倾泻在自己头上。他断然放下了手中的笔,从此与文学断绝了关联。那么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头,作为罪人的沈从文,在北京某座大楼的厕所里,一丝不苟地用手指甲一点点刮去瓷砖上的污渍的时候,他能想到自己会有重新挺直了身子的一天么?

    接着我们从一座临时搭就的便桥跨过沅水,到对岸去。正逢放学时分,成群结队的中学生你推我挤地迎面向我们涌来。到了对岸的时候,河沿平缓的石级上,几个学画的女孩,正坐在那儿专注地向着落日写生。她们画中的远景,正就是我们要去的那座小山。小山绿树丛生,山麓的一小块平坦处,像是从天而降似的,一块巨大的五彩石直直地矗在那里,纹丝不动。这就是沈从文的墓了。有人告诉我们,墓址原选在山脚下一处更平阔的地方,然而那块五彩石却挣脱了绳索,从山顶砰然滚落,自行栽在此处,再难撼动。沈从文墓便因之有了传奇的意味。不必推敲此说的真伪,一个人生前既受到长期的痛诋,又获得迟到的殊荣;死后,还能被编成“传奇”流布:这样的生命,也就称得上圆满了。

    五彩石上,镌就两行绿色的行书:“照我思索,能认识‘我’;照我思索,能认识‘人’。”这是沈从文留给后世的箴言么?那么墓石四周的兰草,便因了绿树的蔽荫而更加茂盛起来;据说,沈从文的一小撮骨灰,就这样零星地撒在这些兰草之中,而墓石下面,实际上空无一物。这又有什么呢?人生原就是在有无之间穿行,要的原就只是一种寄托,一种象征,又何必坐实了具体的方式。通往墓地的山路旁,立着黄永玉撰写的一块碑石,上写:“一个士兵不是战死沙场,就是回到故乡。”一语作结,似欲与沈从文的箴言遥相呼应。蓦地联想起泰戈尔的诗句,正可作沈从文一生的某种诠释:“旅客要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面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我的眼睛向空阔处四望,最后才合上眼说:‘你原来在这里!’”

    天色渐暗,周围的草树已逐渐模糊起来。只有墓石面前不知是谁斜放着的一束黄花,还坚持着清晰的轮廓。从枝叶的间隙中望去,是沅水的点点波光,在一些屋檐的剪影之间凌乱地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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